从土司之女到宣慰团长 ——高玉柱山水图轴与(2)

笔者通过云南省档案馆所藏高玉柱乘坐火车记录得知：1942年7月2日清晨六点三十，高玉柱率领官兵五十员名，由昆明乘滇越火车抵开远[5]，开始了对滇南边疆土司地区的宣慰工作。在此次滇南之行中，高玉柱染病不治，时年36岁。

结合此证章的制作日期，可以断定，这枚边疆宣慰团“保卫边疆”奖章，应该是高玉柱率团赴滇南土司地区进行宣慰之前订制，准备赠送给之前及此次捐资或以其他形式支援抗战的土司或地方上层人物。这一批徽章，也应该是高玉柱逝世之际所携带的物品之一。

四、高玉柱身后之事

高玉柱逝世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拨款四万元国币，由边疆宣慰团副团长代理团长职务，并负责将高玉柱遗体运回昆明公祭，随后运回丽江永胜进行公葬[6]。

继任边疆宣慰团团长的喻杰才，正在筹备将高玉柱的遗体运回昆明举行公祭，并运回丽江永胜——高玉柱的家乡进行公葬。喻杰才一度试图在昆明举办募捐，为高玉柱的公祭仪式、公葬及抚恤家属筹款，但未获得地方政府的批准[7]。随后又曾经试图申请在高氏土司被“改流”前的属地上进行“摊派”，以筹措高玉柱葬礼及对她家属进行抚恤的资金，直至1944年11月底，也还未获得批准[8]。据亲历者的回忆，高玉柱从逝世至下葬，大约经历了三年的时间[9]。1945年，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高玉柱才得以安葬家乡。

五、结语

高玉柱的以其才学与胆识活跃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南京，为西南苗夷民族争取应有的政治身份与权利。抗战爆发后，高玉柱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宣传与动员鼓舞了抗战的民心士气。

高玉柱在短暂的一生中从土司之女，成长为滇西才女，再从请愿代表变为宣慰团长，完成了从“世家闺秀”到现代女性、从苗夷代表到抗日女杰的身份嬗变，无疑是20世纪上半叶时局与社会剧烈变化的一个缩影。在中国女性地位与社会认同发生巨大变化的20世纪，高玉柱的故事与形象是具有代表性、标签性的，深刻影响了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直至其逝世四年后的1946年，高玉柱的形象还活跃在主流媒体的版面上。

[1]周洁波、拓野：《高玉柱逸事》，载《永胜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89年，第56至第58页。

[2]关于高玉柱及西南苗夷代表请愿运动的相关研究，主要参见：a.伊利贵：《民国时期西南“夷苗”的政治承认诉求》，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b.娄贵品：《1937年西南夷苗民族请愿代表在沪活动述论：以〈申报〉为中心的考察》，2010年第2期；c.《1936-1937年西南夷苗代表在南京的请愿活动及其意义》，《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d.《民族平等与国族整合：全面抗战时期西南夷苗请愿代表活动述论 》，《学术探索》2016年第4期；e.高世祥：《风云女杰高玉柱》，《社会主义论坛》2013年第7期。

[3]云南省档案馆馆藏：1011-001-00083-043，《关于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昆明行营边疆宣慰团并任命高玉柱为团长的函》。

[4]云南省档案馆：1009-001-00201-025，《昆明行营边疆宣慰团关于报影集地图调查表给龙主席的呈》。

[5]云南省档案馆藏：1106-002-01663-035，《报告龙云主席边疆宣慰团长高玉柱等由昆明乘火车抵开远等地由》。

[6]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015-00013-098，《为边疆宣慰团故团长高玉柱募捐一案给云南省政府的呈》。

[7]同 [6]。

[8]云南省档案馆藏：1106-003-01165-011，《据永胜县呈协助清理高玉柱产业、义助办法案令饬省民政厅遵办情形》。

[9]同 [1]。

一、滇西才女高玉柱云南省博物馆馆藏书画中，有一副纸本设色《山水人物图》轴（图一），图绘了闲适的园居生活，上书：“玉柱遗墨，师公恭座存念，壬午冬喻杰才敬赠（喻杰才印）”。从题跋的信息我们可以得知，这幅画是北胜末代土司高长钦之女——高玉柱女士生前所绘。高玉柱逝世后的1942年年底至1943年年初，她的同乡与同事喻杰才将此画题赠给一位被他尊称为“师公”的人。高玉柱（图二），字擎宇，1906年生于云南北胜灵源乡（今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城东灵源村），丽江北胜土司高长钦之女，排行第二，当地常称她“二小姐”。高玉柱的父亲虽然被废除了土司职位，但仍然十分重视对高玉柱的教育，高玉柱自幼就学于私塾，师从当地文化名人徐冠三、杨锠等人，学习四书五经与诗词书画，奠定了良好的国学基础。及至青年时代，高玉柱与当地文人杨枝书结为画友，创作山水花鸟画，临摹名家字帖，其诗词书画（图三）在丽江、大理一带具有一定知名度，被誉为滇西才女[1]，1932-1936年，高玉柱离家赴昆明游学，据后人回忆，高玉柱曾就学于昆华女中、云南大学。二、高玉柱赴京请愿与其在南京、上海的知名度1936-1937年高玉柱与丽江同乡喻杰才、凉山土司岭光电等人，在南京、上海一带一起从事“西南苗夷请愿运动”，三次向国民政府请愿，提出了“宣抚边民”的相关事项，希望能将国大代表席位分配给“西南夷苗民族”。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和战局的演变，高玉柱的相关活动开始转移到国民政府陪都重庆。1938年12月，高玉柱、岭光电等人请求成立“西南边疆民族文化经济协进会”获得批准，会址设在重庆。1940年，高玉柱和喻杰才在贵州毕节发起组建“西南夷苗民族解放大同盟”，提出开发滇黔边区方案，并开始筹建“自愿兵团”。[2]我们从当时媒体对高玉柱的报道（图四至图六）可以看出，高玉柱以“女土司”的身份被当时的舆论所广为关注，然而其时尚、干练、投身国事的形象又俨然一位“摩登女郎”，其“女土司”到“摩登女”的身份反差，应和了妇女地位上升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对“新女性”的期待，使得高玉柱一度受到宋美龄的宴请。图一 高玉柱 纸本设色 山水人物图 轴（喻杰才题跋） 云南省博物馆藏 摄影/郭帧图二 高玉柱像（图片采自《秋海棠》1946年第9期）图三 高玉柱 夷文书法（图片采自《快乐家庭》1937年第二卷第1期，来源《全国报刊索引》）图四 南京请愿时期的高玉柱（图片采自《美术生活》1937年第37期，来源《全国报刊索引》，云南大学娄贵品博士提供）图五 南京请愿时期的高玉柱（图片采自《图画时报》1937年第1144期，夏晓霞摄，来源《全国报刊索引》，云南大学娄贵品博士提供）图六 正在写字的高玉柱（图片采自《妇女生活》1937年第四期第四卷，来源《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数据平台》）图七 边疆宣慰团“保卫边疆”奖章 云南省博物馆藏 摄影/杨成书三、高玉柱就任边疆宣慰团团长与“保卫边疆”奖章1941年，国民政府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组织行营的编制下，组织“边疆宣慰团”，任命高玉柱为团长、喻杰才为副团长，赴云南边疆地区进行宣慰，负责宣传抗战，募集资金，也为其收集整理边疆情形。1941年9月1日，高玉柱等人租下昆明市北后街36号民房（今昆明市金碧路旁）成立本团临时办事处，9月15日正式将关防盖印函告云南省各厅、局，以示正式启用关防，开始办公，为赴边疆宣慰进行筹划准备[3]。边疆宣慰团在成立后，至高玉柱去世之前，曾经将到滇西、滇南宣慰途中所收集的“摄影集”“地图调查表”呈报给龙云，对土司地区宣传抗战、并募集捐款[4]。说明高玉柱及边疆宣慰团的职责之一，是调查、收集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情报，上报给军事委员会昆明行营主任龙云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云南省博物馆馆藏“边疆宣慰团·保卫边疆”徽章（图七），呈十二角星状，正面中为蓝底黄字，上方刻有“委员长蒋主任龙赠”，下侧刻有“边疆宣慰团代赠”，中间为两束麦穗包围篆书“保卫边疆”四字。徽章的背面有三行字，第一行刻有“乙种奖章”为此徽章属性；第二行刻“民国卅一年六月七日”是为制作日期；第三行刻“边抗”“3”分别为边疆宣慰团证章代号及此证章的编号。笔者通过云南省档案馆所藏高玉柱乘坐火车记录得知：1942年7月2日清晨六点三十，高玉柱率领官兵五十员名，由昆明乘滇越火车抵开远[5]，开始了对滇南边疆土司地区的宣慰工作。在此次滇南之行中，高玉柱染病不治，时年36岁。结合此证章的制作日期，可以断定，这枚边疆宣慰团“保卫边疆”奖章，应该是高玉柱率团赴滇南土司地区进行宣慰之前订制，准备赠送给之前及此次捐资或以其他形式支援抗战的土司或地方上层人物。这一批徽章，也应该是高玉柱逝世之际所携带的物品之一。四、高玉柱身后之事高玉柱逝世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拨款四万元国币，由边疆宣慰团副团长代理团长职务，并负责将高玉柱遗体运回昆明公祭，随后运回丽江永胜进行公葬[6]。继任边疆宣慰团团长的喻杰才，正在筹备将高玉柱的遗体运回昆明举行公祭，并运回丽江永胜——高玉柱的家乡进行公葬。喻杰才一度试图在昆明举办募捐，为高玉柱的公祭仪式、公葬及抚恤家属筹款，但未获得地方政府的批准[7]。随后又曾经试图申请在高氏土司被“改流”前的属地上进行“摊派”，以筹措高玉柱葬礼及对她家属进行抚恤的资金，直至1944年11月底，也还未获得批准[8]。据亲历者的回忆，高玉柱从逝世至下葬，大约经历了三年的时间[9]。1945年，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高玉柱才得以安葬家乡。五、结语高玉柱的以其才学与胆识活跃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南京，为西南苗夷民族争取应有的政治身份与权利。抗战爆发后，高玉柱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宣传与动员鼓舞了抗战的民心士气。高玉柱在短暂的一生中从土司之女，成长为滇西才女，再从请愿代表变为宣慰团长，完成了从“世家闺秀”到现代女性、从苗夷代表到抗日女杰的身份嬗变，无疑是20世纪上半叶时局与社会剧烈变化的一个缩影。在中国女性地位与社会认同发生巨大变化的20世纪，高玉柱的故事与形象是具有代表性、标签性的，深刻影响了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直至其逝世四年后的1946年，高玉柱的形象还活跃在主流媒体的版面上。[1]周洁波、拓野：《高玉柱逸事》，载《永胜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89年，第56至第58页。[2]关于高玉柱及西南苗夷代表请愿运动的相关研究，主要参见：a.伊利贵：《民国时期西南“夷苗”的政治承认诉求》，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b.娄贵品：《1937年西南夷苗民族请愿代表在沪活动述论：以〈申报〉为中心的考察》，2010年第2期；c.《1936-1937年西南夷苗代表在南京的请愿活动及其意义》，《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d.《民族平等与国族整合：全面抗战时期西南夷苗请愿代表活动述论 》，《学术探索》2016年第4期；e.高世祥：《风云女杰高玉柱》，《社会主义论坛》2013年第7期。[3]云南省档案馆馆藏：1011-001-00083-043，《关于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昆明行营边疆宣慰团并任命高玉柱为团长的函》。[4]云南省档案馆：1009-001-00201-025，《昆明行营边疆宣慰团关于报影集地图调查表给龙主席的呈》。[5]云南省档案馆藏：1106-002-01663-035，《报告龙云主席边疆宣慰团长高玉柱等由昆明乘火车抵开远等地由》。[6]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015-00013-098，《为边疆宣慰团故团长高玉柱募捐一案给云南省政府的呈》。[7]同 [6]。[8]云南省档案馆藏：1106-003-01165-011，《据永胜县呈协助清理高玉柱产业、义助办法案令饬省民政厅遵办情形》。[9]同 [1]。

文章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网址: http://www.zgbjsdyjzz.cn/qikandaodu/2021/0122/3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