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少飞评《安南史研究》｜南国山河今犹在(3)

有鉴于此，山本达郎组织河原正博、藤原利一郎、大泽一雄、铃木中正、竹田龙儿、和田博德等同仁分阶段撰写，编成了《ベトナム中国関係史―曲氏の抬頭から清仏戦争まで》（山川出版社，1975年），自己完成了元明时期的内容，并在最后做了总结。此书整体偏于考述，最后的结论也自各章的考证中得来，观点大多经得起考验。

山本达郎的考证式研究无疑费时费力，但由此得出的结论很难被完全颠覆。费正清进行的理论范式的研究当时亦是开创阶段，是最前沿的研究，亦毁誉不一。毫无疑问，两种研究方式都对古代中外关系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推动。

就笔者个人而言，因越南古代对内使用“大越”国号，对中国使用“安南”国号，由此翻遍《越南汉喃拓片总集》二十二巨册，撰成《越南古代“内帝外臣”政策与双重国号的演变》（《形象史学研究》总第10期，2016年6月，人民出版社），在碑刻中发现古代被斥为伪逆的莫朝和西山朝的国号仍为“大越”，以碑刻记录的内外双重国号演绎了潘辉注在《历朝宪章类志》中总结的“内帝外臣”，进而提出中越关系实践层次的“内帝外王”模式，并与日本和朝鲜进行比较。在研究过程中，费正清的理论则给予了很大的启示。在文献考证基础上得出的理论模式确实比较牢固。

（三）研究格局

山本达郎1911年出生，1936年前往访问河内访问远东学院时，不过二十五岁的青年，此时中日战争尚未全面爆发，欧战亦未开打，法国汉学正是如日中天之时，而他胆识过人，选择远东学院驻扎地越南作为研究对象，《安南史研究》的内容确如古语所言“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尽管当时尚是现当代学术的奠基阶段，开创者多能填补空白，但《安南史研究》即便放在今日的学术环境中亦是超一流著作，可见山本达郎的学术眼光和高远格局。

四、结语

笔者阅读《安南史研究》，叹服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感觉，就是难读，如同一个艰难跋涉的远行者，谈不上有什么美好的阅读体验，读的过程真可谓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最终收获巨大。山本达郎关于越南古代历史地理的考证难以逾越，但在其注重的“征伐”之外，尚有不少议题。笔者撰有《安南陈太宗对南宋与蒙元双重外交政策探析》（《元史论丛》特辑“庆祝蔡美彪教授九十华诞元史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成思佳则撰有《越南古代的上皇现象研究（968-1759）》（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年）颇有见地，陈朝是其重要内容。两文皆是在《安南史研究》的影响下结出的学术小花，虽微末不足道，但能于前贤巨著之上有所生发，此亦学术研究的薪传火继了。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