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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寄边疆上的爱国主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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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测绘中每当接触边界问题，他对沙俄的领土扩张表示极大义愤，说：“黑龙江之左，外兴安岭之阳，自安巴格尔必齐河东至毕占河，本咸丰八年前中国旧地
测绘中每当接触边界问题，他对沙俄的领土扩张表示极大义愤，说：“黑龙江之左，外兴安岭之阳，自安巴格尔必齐河东至毕占河，本咸丰八年前中国旧地，遵馆章绘入，示不忘本，今特别之曰旧界。”又说：“黑龙江左岸自咸丰八年之后彼国经营······屯站电线官署兵房，未便列入中国图内，······底稿图中则仍详载以备参考。”屠寄站在爱国主义立场上，多次提及咸丰八年1858沙俄威逼清政府签订的《中俄瑷珲条约》，在绘图时特别详细记载了被强占的土地，以“示不忘本”。
《图说》中又有《入发库门道》、《入喜峰口道》两篇，发库门位于盛京奉天库厅今辽宁法库县，喜峰口是直隶永平府今河北迁西县的要塞，都不属于黑龙江省范围，屠寄详著于册，完全是出于沿革地理必须益于“知兵”的原则，表明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已发展为自觉抵抗外国侵略的高度。
屠寄在黑龙江五年，还撰著有关东北、西北历史地理著作。他在给缪荃孙信中说：“顷集得《黑龙江水道记》六卷例仿徐星伯《西域水道记》、《黑龙江驿程录》三卷、《柳边考古录》详于吉林，颇发前人未发之藏。”又说：“近年词章之学少废，颇考订西北、东北边地。····近撰《元秘史地理今释》一书，合诸公之说，证误释疑，似不无微长，将脱稿矣凡十二卷。
别撰《黑龙江驿程录》四卷、《柳外归程录》一卷，后录于辽金元东北疑地，多所诠释，为小方壶斋主人取去。”另有《元秘史注》十五卷、《洛阳伽蓝记注》五卷、《校勘记》五卷、《东陲释地诗》七十一首。可惜这些著作大都没有流传下来，但从刊印著作看，足以证明屠寄对边疆地理的研究无疑是继承道咸以来徐松、祁韵士、魏源和曹廷杰等人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并有所前进和发展。屠寄治边疆历史地理为其后转治蒙元史研究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屠寄在东北五年，“往来蒙兀儿草原数次”，虽职务冗繁，但仍刻苦治学，在研究东北边疆历史地理时，广搜辽、金、元史旧籍，接触了不少蒙元史料，包括《元史》、《元秘史》、《边堠纪行》，以及时人称为“绝作”的《元史译文证补》。祁韵士、徐松、张穆、何秋涛、李文田等人的有关著作也经常参阅。
他从大量史料和实践中尤感于《元史》记载的史事讹误甚多，唤起了他重修元史的强烈愿望。其子孝宦说：“先君究心史地之学，历有所年，每病辽、金、元三朝史事荒疏，东北地理误舛不治，慨然有重修元史之志，频年索究，渐有门径。”屠寄自己说：“《元史》之纰缪真出人意表，将来非重修不可，寄特为之整理而已。”这是屠寄由治边疆历史地理转治蒙元史的原因之一。
在中日甲午战后，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其爱国主义思想激发他从事蒙元史的研究。早在道咸年间，面对边疆危机，一部分具有爱国思想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官吏和知识分子，忧心忡忡，在呼吁改革时弊的同时，急切地需要对西北、东北、蒙古地区的地理沿革、历史状况有所了解，以为议边防、办外交之资。他们并且注意研究现实提出的问题，开始重点在于研究西北、蒙古和东北边疆历史地理沿革，后逐渐注重蒙元史的研究。
正如梁启超所说：“大抵道咸以降，西北地理与元史学相并发展，其大部分工作在研究蒙古，而新疆及东三省则其附庸也。徐松谪戍伊犁，将实地考察所得材料撰成《西域水道记》、《新疆识略》、《汉书西域传补注》等书，并企图重修《元史》而未能如愿。龚自珍也十分注意蒙古的研究，曾撰《西域置行省议》，力主加强对新疆的管理，又编撰《蒙古图志》，可惜毁于火灾，仅留存若干序表。魏源有感于“鄂罗斯兼并西北，英吉利蚕食东南”的形势，著《海国图志》和《元史新编》，以历史地理研究作为经世致用之学。邓廷桢也撰《蒙古诸部述略》。
结语
继后，有张穆的《蒙古游牧记》问世，是书既“陈古义”，又“论今事”，是一部以蒙古各盟族为单位的史志体历史地理著作，尤详于明清之后蒙古演化之迹，稿未竟而卒，由其友何秋涛续成。何秋涛又撰《朔方备乘》、《圣武亲征录校正》等著作，于西北地理、蒙元史研究颇有成就。屠寄为实现重修元史的宏愿，他继承道咸以来治蒙元史的传统和成果，经过数十年之刻苦研究，编著成《蒙兀儿史记》。
文章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网址: http://www.zgbjsdyjzz.cn/zonghexinwen/2021/1106/5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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