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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长期以来，在学界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国边疆研究取得了深入的发展，对于推进我国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近年来，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边疆地区的战略地位不断跃升。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1]在此背景下，近年来我国边疆研究不断推进，在理论深度与现实指导方面都取得了新的发展。本文运用citespace软件，对CSSCI数据库中1998-2018年间的边疆研究论文进行知识图谱分析，旨在通过对20余年间我国边疆研究的发文量、学科分布、核心作者、高被引文献以及高频关键词等的分析，梳理近年来我国边疆研究的发展脉络，并分析我国边疆研究的未来走向与研究热点。一、分析方法与数据选取(一)分析方法本文采用美籍华人科学家陈超美教授研发的citespace软件来对我国边疆研究的文献进行知识图谱分析。Citespace软件不仅可以提供引文空间的挖掘，而且还提供其他知识单元之间的共现分析功能，如作者、机构、国家/地区的合作等。[2]运用citespace软件，可以对所研究文献的发展脉络以及理论前沿进行系统的分析，因而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通过运用这一软件对不同的研究领域进行知识图谱分析，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为较好地反映所研究文献的整体面貌，本文在运用citespace软件的过程中，采用的参数设置如下：Top 50 Per Slice，LRF=2，LBY=8，e=2.0。(二)数据选取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是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研发的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用来检索中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收录和被引用情况。[3]CSSCI数据库具有较高的代表性，能够反映出某一领域文献的基本特征。本文利用CSSCI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检索条件为1998年-2018年间篇名中含有“边疆”一词的文献。通过检索，共查得文献1376篇。通过文献清洗，剔除其中的会议综述、书评及其他文献后，最终得到论文1225篇。通过对文献发文年度的统计，得到我国边疆研究年度发文量统计图(如图1)。通过图1可以看出，1998-2018年这一时间段的前半段，我国边疆研究的年度发文量基本稳定在20-50篇这一区间。2010年发文量跃升74篇，此后长期保持在80篇以上。特别是2016年，我国边疆研究发文量达到了历史最高的130篇，此后两年也均保持在106篇。从年度发文量统计可以看出，1998年以来，我国边疆研究经历了一个明显跃升的过程，优秀论文在近年来不断涌现。特别是十年以来，在国家政策支持以及学界的努力下，我国边疆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图1 我国边疆研究年度发文量统计图通过对文献学科的统计得出我国边疆研究学科分布统计图(如图2)。通过图2可以看出，我国边疆研究的学科分布较为广泛，涉及20多个学科。其中历史学的文献为352篇，占总发文量的28.7%。与此同时，民族学、政治学、人文与经济地理、管理学等学科的发文量也在100篇以上。发文量最多的这五大学科的发文总量为907篇，占文献总量的74%。从边疆研究学科分布统计图可以看出，一方面，历史视角、民族视角、人文地理视角等仍是我国边疆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我国边疆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边疆研究也注重对边疆经济社会发展等内容的关注。图2 我国边疆研究学科分布统计图二、边疆研究发展脉络分析(一)高产作者与高被引作者分析通过导出高产作者数据，可以得到我国边疆研究高产作者统计表(5篇及以上)，如表1。分析可知，1998年-2018年，我国边疆研究已经涌现出了一批论著成果丰硕的核心作者。发文量最多的是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段金生，共有论文13篇。排在其后的是云南大学周平教授和兰州大学徐黎丽教授，发文量均为11篇。发文量在5篇及以上的学者共13人，已经初步形成了边疆研究的高产作者群。表1 我国边疆研究高产作者统计表作者发文量作者发文量段金生13方铁6周平11冯建勇6徐黎丽11孙勇5袁剑9汪洪亮5王文光8朱碧波5邓杰7方盛举5张学强7通过对发文作者的分析可以得出，1998-2018年我国边疆研究高产作者时区分布统计图(如图3)。从我国边疆研究高产核心作者的时区分布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间段：第一个时间段是1998年-2007年，云南大学方铁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马大正研究员、四川文理学院邓杰教授等专家学者已经对边疆研究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在这一阶段，我国边疆研究的核心作者数量仍相对较少。第二个时间段是2008年-2014年，这一时间段边疆研究领域涌现出了大量的高产作者，边疆研究核心作者群体不断壮大。云南大学周平教授、云南民族大学段金生教授、兰州大学徐黎丽教授、中央民族大学袁剑教授等都是在这一阶段进入到我国边疆研究领域。第三个阶段是2015年-2018年，这一阶段一批核心作者进入到我国边疆研究领域，不断夯实我国边疆研究的理论基础。云南大学方盛举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孙勇教授以及云南师范大学朱碧波副教授等对边疆研究进行不断地开拓，发表了大量的优秀成果。图3 我国边疆研究高产作者时区分布统计图通过对高被引作者的分析可以得出，1998-2018年我国边疆研究高被引作者统计图，如图4。通过导出高被引作者数据可以得出，我国边疆研究高被引作者统计表(前十)(如表2)。通过分析可知，现阶段我国边疆研究的高被引作者主要由三部分构成：首先是以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马大正研究员、云南大学周平教授和方铁教授等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学者。其中马大正研究员的文献被引次数为119次，居于所有被引作者的第一位。其次是以费孝通教授、吴文藻教授以及顾颉刚教授等为代表的中国近代著名学者。三位学者的边疆研究从民国时期便已起步，在抗战时期仍笔耕不辍。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更是有大量优秀的论著诞生。三位学者的边疆研究相关著述，为我国边疆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积淀，成为后世学者进行边疆研究的重要文献参考。再次，以拉铁摩尔为代表的国外学者也是近年来我国边疆研究的重要被引作者。拉铁摩尔在对中国新疆、内蒙等地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写就了《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该书“所欲考察的最核心问题，是中国西北及北部边疆与东部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4]，对于后世的中国边疆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被广泛引用。图4 我国边疆研究高被引作者统计图表2 我国边疆研究高被引作者统计表(前十)作者被引次数作者被引次数马大正119吴文藻37周平106顾颉刚35方铁54方国瑜30费孝通42于沛29拉铁摩尔42梁启超27(二)核心研究机构分析通过对发文作者所在机构的分析可以得出，1998-2018年我国边疆研究核心机构统计图(如图5)。通过分析可知，现阶段我国边疆研究已经涌现出了一批学术实力雄厚的核心科研机构。发文量最多的三个科研机构为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7篇)、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26篇)、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15篇)以及。此外，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14篇)、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13篇)、社科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7篇)等机构发文量也相对较多。经过一级单位整合，云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四川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等单位在边疆研究领域发文量较多。可以看出，首先，云南、四川、新疆等边疆省份的科研机构仍是我国边疆研究的学术重镇。相关地区高校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设立有专门的边疆研究科研机构。相较于其他边疆地区，现阶段西南、西北地区研究机构在边疆研究领域的科研实力相对更强，发文量更多。其次，作为全国性的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拥有中国边疆研究所、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等多个边疆研究相关科研机构，在边疆研究上也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再次，中央民族大学在民族学等领域具有较强的科研实力，在边疆民族政策研究等方面科研实力较强，也是我国边疆研究的重要研究机构。图5 我国边疆研究核心机构统计图(三)核心期刊分析通过对期刊刊载文献被引情况的分析可以得出，1998-2018年我国边疆研究高被引期刊统计图(如图6)。通过导出高被引刊物数据可以得出，我国边疆研究高被引刊物统计表(26次及以上)(如表3)。分析可知，现阶段我国边疆研究共被引次数前三名的刊物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82次)、《思想战线》(107次)以及《边政公论》(82次)。《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主办的中国边疆研究领域的唯一一个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5]《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刊发了大量的边疆研究专业性论文，为推进我国边疆研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思想战线》是云南大学主办的综合性理论刊物，边疆研究是其重要的研究特色。《边政公论》创刊于1941年，是我国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的重要刊物。《边政公论》主要登载关于边疆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交通、教育、宗教、民族、言语、史地等诸问题的论著、译文和资料。[6]《边政公论》刊登的很多成果直到今天仍是边疆研究学者的重要参考文献。此外，《民族研究》、《历史研究》、《政治学研究》等各领域的核心期刊也刊发了大量从本学科的视角来审视边疆问题的文章。另外，《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贵州民族研究》《学术探索》等地方性期刊也是我国边疆研究领域的重要核心刊物。图6 我国边疆研究高被引期刊统计图表3 我国边疆研究高被引刊物统计表(26次及以上)刊 物共被引次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82思想战线107边政公论82民族研究72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4历史研究45政治学研究42贵州民族研究31边疆通讯31学术探索29西北民族研究28中国社会科学27云南社会科学26(四)高被引文献分析通过对高被引文献情况的分析可以得出，1998-2018年我国边疆研究高被引文献统计图，如图7。通过导出高被引文献数据可以得出，我国边疆研究高被引文献统计表(5次及以上)，如表4。在被引次数5次及以上的12篇文献中，云南大学周平教授的文章占了8篇。此外，关凯、马大正、方盛举等作者的文献引用次数也相对较高。周平的《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17次)、《国家视阈里的中国边疆观念》(13次)以及关凯的《反思“边疆”概念：文化想象的政治意涵》(10次)三篇文章是现阶段引用次数最多的三篇文献。《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一文基于“核心-边缘”模式，深刻分析了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边疆地区的重要作用。[7]《国家视阈里的中国边疆观念》一文通过对我国古代边疆观念的历史性梳理，指出现阶段为进一步推进边疆地区的发展，应该进一步构建适合边疆地区发展的边疆观念。[8]《反思“边疆”概念：文化想象的政治意涵》一文则从文化的视角反思边疆概念，对于进一步理解边疆概念中所蕴含的政治意义具有重要意义。[9]图7 我国边疆研究高被引文献统计图表4 我国边疆研究高被引文献统计表(5次及以上)作者文献名发表期刊时间刊期被引次数周平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思想战线2013年第2期17周平国家视阈里的中国边疆观念政治学研究2012年第2期13关凯反思“边疆”概念:文化想象的政治意涵学术月刊2013年第6期10周平边疆治理视野中的认同问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8马大正关于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几个问题东北史地2011年第6期8周平我国的边疆与边疆治理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2期7周平中国的边疆治理:族际主义还是区域主义?思想战线2008年第3期6方盛举中国陆地边疆的软治理与硬治理晋阳学刊2013年第5期5周平我国边疆概念的历史演变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5周平陆疆治理:从“族际主义”转向“区域主义”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5冯建勇“一带一路”的中国边疆研究新视角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5周平全球化时代的疆域与边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3期5三、边疆研究理论前沿分析(一)关键词频度分析通过对文献关键词的分析可以得出，1998-2018年我国边疆研究高频关键词统计图，如图8。通过导出高频关键词数据可以得出，我国边疆研究高频关键词统计表(10篇及以上)(如表5)。通过分析可知，1998-2018年间我国边疆研究的高频关键词主要为边疆(101次)、边疆治理(76次)、边疆民族地区(71次)以及西南边疆(53次)等。这些关键词都是我国1998-年间我国边疆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图8 我国边疆研究高频关键词统计图表5 我国边疆研究高频关键词统计表(10篇及以上)关键词篇数关键词篇数边疆101中国边疆学17边疆治理76西北边疆17边疆民族地区71一带一路13西南边疆53边疆安全13边疆研究34治理13边疆地区32边疆服务12云南23民族国家12国家认同22国家治理11少数民族19边疆学10中国边疆18边疆危机10(二)高频关键词时区分布及突现性分析通过对文献关键词时区分布的分析可以得出，1998-2018年我国边疆研究高频关键词时区分布图(如图9)。同时，通过对文献关键词突发性的分析可以得出，1998-2018年我国边疆研究高频关键词突现统计图(如图10)。图9 我国边疆研究高频关键词时区分布图图10 我国边疆研究高频关键词突现统计图结合图9和图10，可以将1998年-2018年间我国边疆研究热点演变大体分为三个阶段：(1)1998-2005年，这一阶段我国边疆研究的主要热点为边疆少数民族研究、西南边疆研究以及西北边疆研究等。首先，边疆少数民族研究是这一阶段我国边疆研究的重要内容。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地理分布角度来看，少数民族在我国的边疆省区大量分布，处理好民族问题是维持边疆地区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基石。在边疆少数民族研究方面，一是从少数民族自身的角度来进行研究。例如，钱宁(1998)就通过对云南苗族、彝族等八个信仰基督教的少数民族地区历史的梳理，认为边疆地区同中原地区传统的边缘-核心关系，以及民族地区社会需求短缺的现实等因素促成了近代以来基督教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10]二是研究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如李锐(1999)就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深刻分析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师专学生的就业取向与职业规划。[11]其次，西南边疆研究也是这一阶段我国边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地理边疆上看，西南边疆包括了西藏、云南二省区。[12]同其他地理区域的边疆地区相较，学术界对于西南边疆的研究开展的更为深入。对于西南边疆的研究，一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进行剖析。方铁(2001)就通过对唐朝前后期治理西南边疆的比较分析，认为封建王朝治边思想历经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把历代统治者对边疆地区的经营视为固定缺少变化的模式，显然有悖于史实。[13]二是对西南边疆跨境问题的研究。何平(2001)通过对佤族历史的全面回顾，认为近代以来中国西南边疆的收缩等因素是现阶段佤族在中缅两国跨境存在的主要原因。[14]再次，西北边疆研究也是这一阶段我国边疆研究的热点。西北边疆主要包括新疆、甘肃等地区，是我国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北边疆研究方面，一是对于西北边疆古代史的研究。例如，彭丰文(2003)通过对河陇大族兴起与发展历史的梳理，认为在晋末十六国时期河陇大族对于西北边疆地区的发展与稳定产生了重要的核心作用。[15]另一方面则是对清代以来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历史性回顾。如牛海桢(2001)就认为，清朝对于西北边疆的开拓与经略等因素共同推动了近代以来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不断发展，特别是清朝中后期的边患危机更是推动西北边疆研究的直接原因。[16](2)2006-2012年，这一阶段我国边疆研究的主要研究热点为边疆服务研究、边疆治理研究以及边疆安全研究等。首先，边疆服务研究是这一阶段我国边疆研究的重要内容。抗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退守涪都重庆，推进西南边疆地区发展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在此背景下，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专门成立了边疆服务部，旨在为西南边疆地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同时传播基督教。在边疆服务研究方面的主要文献基本都集中在2006-2012年这一时间段，主要的作者有杨天宏、汪洪亮、邓杰等三位。杨天宏教授(2006)较早地对边疆服务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边疆服务部的建立以及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社会服务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梳理。[17]汪洪亮研究员(2010)通过对1940年代边疆服务部在川西羌族地区教会教育的案例分析，对边疆服务的社会影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述。[18]邓杰教授(2012)则通过对边疆服务运动最终停办的历史背景梳理，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宗教政策发展演变。[19]其次，边疆治理研究也是这一阶段我国边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治理理论的不断发展，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问题成为各界关注的重点。边疆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边疆治理对于推进边疆地区的发展、繁荣与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此背景下，加强边疆治理的研究成为学界的基本共识。在边疆治理方面，一是对边疆治理基本概念的研究。周平(2008)较早对边疆治理的概念进行了准确的直接界定。其认为，从本质上看，边疆治理是一个运用国家权力并动员社会力量解决边疆问题的过程。[20]二是从边疆治理的视角对我国治边政策的历史进行回顾。陈霖(2010)对党的边疆治理政策进行全面的回顾，并总结了党的边疆治理的成功经验。[21]再次，边疆安全研究也是这一阶段边疆研究的热点。边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不但是边疆地区发展与繁荣的基石，同时对于整个国家的稳定与发展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境交流十分频繁，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共同构成了边疆安全研究的主题。在传统安全方面，高科(2008)认为，美俄两国在中亚的战略争夺以及恐怖主义在中亚的扩张，都会对我国的西北边疆安全构成威胁。中国应该加强与俄罗斯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设，同时支持中亚国家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繁荣与稳定。[22]在非传统安全方面，张国玉(2009)等认为边疆地区的城镇化具有自身独特性，对于推进边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23](3)2013-2018年，这一阶段我国边疆研究的主要研究热点为边疆学研究、清末边疆危机研究以及“一带一路”视域下的边疆研究等。首先，构建中国特色边疆学是这一阶段我国边疆研究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边疆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边疆研究，不断丰富我国边疆研究的学科视角。但是，边疆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综合性，其研究主题分散于各个不同的学科领域，尚未形成独立的边疆学学科范畴。近年来，随着我国边疆研究的不断推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疆学成为学界关注的前沿热点问题。马大正研究员(2013)较早地对中国边疆学的学科任务等做出了剖析，认为最终应建成边疆学的一级学科。[24]李国强研究员(2018)则认为，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中国边疆学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同时对中国边疆学的定义与学科任务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25]其次，清末边疆危机研究也是这一阶段我国边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疆地区是清末帝国主义国家侵扰中国的前哨站，中国边疆地区也出现了一系列的边疆危机。清末边疆危机对于我们深刻理解中国边疆版图变迁，深刻认识边疆地区发展稳定的重要性具有重要的意义。衣长春(2016)等通过对清王朝应对边疆危机举措的分析，认为“塞海并重”等应对举措虽有积极意义，但因为清王朝的腐朽等原因，仍难以有效应对此起彼伏的边疆危机。[26]曾黎梅(2017)则以“片马事件”中的舆论参与为例，分析了边疆危机如何激发国人的不满，深刻影响辛亥革命的走向。[27]再次，“一带一路”视域下的边疆问题也是这一阶段边疆研究的热点。“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已成为中国发展同相关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重要纽带。边疆地区处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冯建勇(2015)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边疆地区定位的契机。在“一带一路”视域下，边疆地区对于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不断凸显。[28]许建英(2018)则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应对新边疆形态的重要体现，意味着中国新边疆观的形成。在“一带一路”视角下，应该既确保国家的统一与完整，又积极融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中来。[29]结语通过运用citespace软件对1998-2018年间cssci数据库中我国边疆研究的1225篇核心论文进行知识图谱分析，可以对近年来我国边疆研究的发展脉络及理论前沿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通过发文年度统计，可以看出我国边疆研究经历了一个逐步跃升的发展过程，发文量在2010年后明显提升，2016年的发文量达到历史的最高值130篇。在学科统计方面，我国边疆研究涉及20多个学科，历史学、民族学、政治学、人文地理学以及管理学等五大学科的发文量占文献总量的74%，是边疆研究的重点领域。在核心作者统计方面，我国边疆研究已经涌现出了段金生、马大正、周平、徐黎丽等核心作者，相关作者的发文量文献被引居于前列。在核心研究机构统计方面，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院边疆研究所、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等研究机构的发文量相对较多，在边疆研究方面实力雄厚。相较于其他地区，西南及西北地区的科研机构在边疆研究方面实力更为雄厚。在核心期刊方面，已经涌现出了一批诸如《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思想战线》等高被引刊物，对于边疆研究成果的刊发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刊物《边政公论》被引量居于所有刊物的第三位，学术价值十分重要。而在高被引文献方面，周平、关凯、马大正、方盛举等专家学者的相关文献被引量居于前列，对于我国边疆研究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促进重要。而通过对文献关键词的知识图谱分析，可知近年来我国边疆研究的高频关键词为边疆、边疆治理、边疆民族地区以及西南边疆等。而通过对高频关键词的时区分布及关键词突现性分析可知，1998-2018年间我国边疆研究大体历经了三个阶段：1998-2005年，这一阶段我国边疆研究的主要研究热点为边疆少数民族研究、西南边疆研究以及西北边疆研究等；2006-2012年，这一阶段我国边疆研究的主要研究热点为边疆服务研究、边疆治理研究以及边疆安全研究等；2013-2018年，这一阶段我国边疆研究的主要研究热点则为边疆学研究、清末边疆危机研究以及“一带一路”视域下的边疆研究等。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边疆研究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发展脉络，也涌现出了诸如边疆治理、边疆学学科建设以及“一带一路”视域下的边疆研究等理论前沿。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边疆地区的战略地位不断跃升。在此背景下，相信我国边疆研究会以构建中国特色边疆学为契机，在学界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继续不断取得新的发展。参考文献：[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001).[2]李杰，陈超美.CITESPACE：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3]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简介.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官网.[EB/OL].http：///a/cpzx/zwshkxwsy/sjkjj//[4]姚大力，刘迎胜.清华元史第3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5]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所官网[EB/OL].http：///html/，2019-06-05.[6]汪洪亮.抗战时期边政学的兴起及其“学科性”[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6).[7]周平.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J].思想战线，2013(2).[8]周平.国家视阈里的中国边疆观念[J].政治学研究，2012(2).[9]关凯.反思“边疆”概念：文化想象的政治意涵[J].学术月刊，2013(6).[10]钱宁.云南边疆少数民族信仰基督教的社会历史原因分析[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3).[11]李锐.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师专学生择业倾向调查[J].青年研究，1999(5).[12]郑汕.中国边疆学概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13]方铁.论唐朝统治者的治边思想及对西南边疆的治策[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14]何平.中国西南边疆的变迁与中缅佤族跨国境格局的形成[J].世界民族，2001(5).[15]彭丰文.汉魏十六国时期河陇大族势力的崛起及其在西北边疆开发中的作用[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4).[16]牛海桢.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兴起的历史背景[J].兰州大学学报，2001(4).[17]杨天宏.战争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基督教会——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研究[J].近代史研究，2006(6).[18]汪洪亮.1940年代川西羌族地区的教会教育——以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为例[J].抗日战争研究，2010(3).[19]邓杰.新中国的宗教政策与基督教教会的因应——以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运动为例[J].世界宗教研究，2012(3).[20]周平.我国的边疆与边疆治理[J].政治学研究，2008(2).[21]陈霖.中国共产党边疆治理政策回顾[J].云南社会科学，2010(1).[22]高科.地缘政治视角下的美俄中亚博弈——兼论对中国西北边疆安全的影响[J].东北亚论坛，2008(6).[23]张国玉，刘晓红.边疆地区的城镇化与边疆安全[J].城市问题，2009(6).[24]马大正.略论中国边疆学的构筑[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25]李国强.开启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新征程[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1).[26]衣长春，黄韶海.论晚清边疆危机及应对方略[J].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6(7).[27]曾黎梅.边疆危机与清末社会动员——以“片马事件”的舆论参与为例[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10).[28]冯建勇.“一带一路”的中国边疆研究新视角[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29]许建英.“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新边疆观[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

文章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网址: http://www.zgbjsdyjzz.cn/qikandaodu/2020/1228/35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