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剧中的西北边疆英雄类型与文化(3)

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1-22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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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四)心系群众的民间英雄 剧作中还有一些并不具有明显官方或政治色彩的闪光人物。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在动荡的特殊岁月里,给周围的人带来人性的温

(四)心系群众的民间英雄

剧作中还有一些并不具有明显官方或政治色彩的闪光人物。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在动荡的特殊岁月里,给周围的人带来人性的温暖,可以被称为民间意味的“好人”,他们也在剧中发挥出不可忽视的精神力量。典型人物是兵团题材的代表作之一——《戈壁母亲》中的“母亲”刘月季,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自强、自立、深明大义、不屈不挠的刘月季,一个骨子里就原本坚强、宽厚、善良的她,不仅在部队烧水、做饭,还尽全力去热心帮助身边的每一个人”,前夫钟匡民衷心地赞刘月季是自己 “平生所见过胸怀最宽广的女人”。[5]她传承了中华民族传统女性的一些美德,隐忍,坚韧,但同时也是一个觉醒的新时代女性形象,自尊自强,不为传统观念和他人看法所束缚,而最重要的是,她以女性的柔性、母性的包容给了那个曾经粗粝和雄性的时空以精神支撑和人性的关怀。她的所为不来自主义,不来自官方,而是生命和情感的本质流露,琐碎、具体而日常。不得不承认的是,剧中的男性(从团长钟匡民到儿子钟槐、钟杨以及其他看似坚强的男性角色)都体现出对这种力量的依赖和回归,也许这就是在国之大业的背景下的家(或曰女性)之温情的调和,自古以来“家”和“业”的互嵌。《在那遥远的地方》中的女性袁鹰、《化剑》中的薛医生也都有此意味,为西北边疆赋予了多元化的人格色彩。

(五)忠君爱国的历史英雄

《解忧公主》不算是典型的历史正剧,有着偶像化和时尚化的倾向,但是其塑造的解忧公主形象冲破窠臼,活泼真实,在情节推动下自然地由一个小女子成长为沉着大气、深谋远虑,为国家安宁、边疆稳固做出巨大贡献的和亲公主。解忧出身于没落皇族,是汉武帝时代又一个远嫁乌孙国(今哈萨克斯坦与新疆边界一带)的和亲公主,[6]从不愿到接受和亲再到一次次化解窘境和政治危机,维护乌汉联盟,一个外柔内刚的巾帼英雄形象跃然而出。而细想其境遇,与最爱的人咫尺天涯,在“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细君公主《悲愁歌》)的全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异国的宫廷斗争里,又会有多少思乡愁苦和艰难险阻。但这些恰恰衬托出其牺牲小我成就民族利益的超越性。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借助这一形象,剧作及国家话语主体延伸了西北边疆形象的历史纵深,历史图景和民族传统道德元素被吸纳进来,用影像语言为主流价值观做了寻根式解读。

三、边疆英雄形象的文化分析

这些不同类型的英雄形象展示出一幅文化图景:以国家为话语主体,从国家层面进行话语设计(或引导);以英雄人物的民族性、典型性作为文化内涵和核心符号;以对英雄、怀旧和历史的经典母题和集体无意识为接受动机和动力;以西北边疆为主要时空的纵横古今的媒介景观在21世纪慢慢铺展开来。

(一)国家作为话语主体

特定选题、播出媒介和把关者、引导者都决定了在这些英雄形象背后的话语主体是国家。国家安全、全球竞争、维护边疆的稳固与团结,需要对民众进行正向的引导,而英雄恰恰是绝佳的中介和视觉符号,它能建立起情感共鸣和道德方向,证明现实和历史合理性,形成思想一统和认同。从英雄的社会身份属性来看,英雄的在场即国家的在场。此时的艺术文本汇入政治传播共同服务于国家战略和人民利益。

(二)以英雄人物的民族性、典型性为文化内涵

英雄以其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赋予西北边疆形象以重要表征。英雄的精神和个体属性同时实现了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表达需求,同时又以传奇性甚至偶像性囊括进了大众文化表达的需要。边疆英雄在艰苦卓绝环境中的坚持与抗争、前赴后继守疆卫土的无畏与无私、在自然和社会的巨大阻碍前和几乎为零的建设基础上仍然不变的报国情怀和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在特定地域里,苍凉大漠、戈壁荒原、冰峰雪山中屹立的不朽形象和不屈精神,在自然环境的映衬下更彰显出英雄的高大伟岸,民族精神在特定题材里得到了具体化书写、时代性拓展和风格化诠释,丰富和巩固了上层建筑。尤其在今天,能从一个侧面抵抗物质主义和娱乐至死思潮的“丧”与“颓”,提振民族精神。

(三)以英雄、怀旧、历史为心理接受动力

英雄不仅要呈现在荧屏上,更重要的是要鲜活于观者心里。在多元思潮并存和快速迭代的今天,年轻观者、中年观者和老年观者的接受心理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为涵盖不同代际的观者,剧作群从类型来看兼顾正剧、传奇剧甚至偶像剧;为整合更多类型的使用与满足动机,剧作由观者心理中的英雄崇拜(包括父辈崇拜)、爱情母题、怀旧消费、异域风情和历史情结等多种路径,试图增强话语的力度和广度。值得注意的是,为促进传播的通达,主流影视剧逐渐在进行调整,意识形态感逐渐弱化,有缺点的英雄、时而脆弱的英雄甚至动摇的英雄也被允许出现,只要其最终指向合规,剧作和英雄形象在摆脱“高大全”和绝对正确的模式化,在达成与大众文化的协商中日趋灵活地实现意义的传递。

文章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网址: http://www.zgbjsdyjzz.cn/qikandaodu/2021/0122/3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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