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剧中的西北边疆英雄类型与文化(4)

(四)合力形成“英雄边疆”的意义空间

从地域形象的角度来看，这些剧作合力形成了“英雄边疆”的意义空间和拟态环境。从古代到当代、从男性到女性、从高精尖的国防核工业到纺织工业到屯垦农业，有横有纵地覆盖了西北边疆历史、现实、经济、社会、文化的多个维度，这不仅是影像的建构，也是文化的建构。从社会实践来讲，既是区域形象的设计性传输，也实现了东中部与西部文化间的符号性对话与交流。英雄作为区域形象和区域文化的重要符号和意象，使影视媒介中的西北边疆成为英雄文化的容器与空间，赋予了曾经遥远陌生的西北边疆以多重的人格色彩和人性特征，使其绝不再是传统文本中遥远的精神荒地，而是传承和激荡着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和英雄情怀的精神圣地；让西北边陲发出的不再是一曲曲“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离歌，而是战天斗地、众志成城、敢叫天地换新颜的号角声、呐喊声、改革新声。时势造英雄，地域造英雄；英雄也成就了时势和地域。影像和人共同建构出一片“英雄制造”“制造英雄”的光荣大地。

［1] 陈响园，滕小娟，张路.新媒体背景下英雄形象的异化［J].兰州大学学报，2015，(01):93.

［2] 潘天强.论英雄主义——历史观中的光环和阴影［J].人文杂志，2007，(03):23.

［3] ［德]黑格尔.美学(第3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08.

［4] 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2.

［5] 肖涛.兵团影视文学的时代精神和艺术价值——以电视剧《戈壁母亲》的创作为例［J].塔里木大学学报，2010，(01):75.

［6] 马彧，于松明.《解忧公主》：与众不同的“女强”影视剧［J].声屏世界，2016，(08):37.

一、引 言影视剧中英雄形象的塑造使得人类无形的精神力量和道德力量得到了视觉化的呈现，而英雄所处的时代和空间也因此获得了史诗性的色彩和光环。自2004年以来的15年里，央视播出了十余部以西北边疆为故事主要发生地的电视剧，主要有《苍茫天山》(2004)、《新疆姑娘》(2004)、《西圣地》(2006)、《戈壁母亲》(2007)、《在那遥远的地方》(2009)、《化剑》(2010)、《雪浴昆仑》(2012)、《阿娜尔罕》(2013)、《歌海情天》(2014)、《丝绸之路传奇》(2015)、《解忧公主》(2016)、《马兰谣》(2016)、《沙海老兵》(2018)、《大牧歌》(2018)等。这些电视剧作品与其他文艺形式如文学、电影、舞蹈、雕塑等一样，深深嵌入了英雄情结及英雄母题。主流电视剧中的边疆英雄形象，坚守着政治规范性和审美经典性，对于当前将英雄日趋消解为消费元素、娱乐选项甚至游戏角色的商业逻辑主导的大众文化来说，不啻为对解构的再解构，是意识形态的纠偏与引领；其背后隐在的国家层面的文化设计和政治规训使得这些英雄必然体现其政治价值和工具效用，体现主流价值观的导航以及凝聚人心、确证合法性等作用；这些英雄形象同时以崇高、卓越、担当、为公、民族大义等品质服务于精英文化传统及精英话语在媒介中的“在场”；与此同时，这些英雄合力为所在的空间——西北边疆带来了荣耀和光环，为特定的地域赋予了“英雄制造”和“制造英雄”的媒介形象，不断建构区域文化。英雄群像使西北边疆成为一片激荡着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和家国情怀的荡气回肠的精神热土。央视作为国家官方第一大台，其播出平台和时长均属有限甚至稀缺资源，以有限的资源在近十几年间播出十余部和西北边疆有关的剧作，塑造出大量英雄形象，定不是偶然和随意为之，国家意志和安全话语渗透其中。细观之，这些英雄分布于不同的历史时期，牵涉不同的领域，具有不同的人格和社会学特征。他们如同经纬，串起了日趋丰满的西北边疆的时空形象，并在构成艺术形象群的同时，将西北边疆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以一种更为生动的方式链接和融入祖国的整体时空，进一步体现了国家的大一统和中华民族认同感，同时也为国家的西部战略及至全球视野的“一带一路”倡议准备知识、立场、舆论热度和空间。二、剧作中的边疆英雄类型分析何谓英雄？在我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中，“英雄者，乃人群中之豪杰，为天下先者”(扬雄《法言》)。［1]他们有凡人的身体，却拥有超凡的智勇与德行。有学者把中国古代的英雄分为民族英雄、帝王英雄、民间英雄和武侠英雄四类。［2]《现代汉语词典》中“英雄”的定义为：本领高强、才能勇武过人的人；不怕困难，不顾自己，为人民利益而英勇斗争、令人钦敬的人；具有英雄品质的人。可以从中看到英雄的定义与其对群体、民族的奉献有关。黑格尔称英雄是“民族精神标本的博物馆”。［3]这些来自文学、哲学、社会文化层面的观点为我们大致明确了英雄的基本特征和轮廓。而我们要探讨的特定领域——影视剧中的英雄形象，还需要借助影视研究的方法对文本、符号、角色进行探究。本文由文本和符号分析导向社会文化分析，由对影像文本和人物符号的分类解读逐步深入到这些英雄形象的意义挖掘和文化解读。在这些剧作中，不同时代和历史语境、不同领域和行业、不同身份特征的英雄在西北边疆谱写了一曲曲英雄壮歌。马克思说历史由人民群众所创造。英雄人物是人民群众的代表和典型。从时代来看，我们可以将主流电视剧中的西北边疆英雄分为古代英雄、近现代英雄和当代英雄，其中当代英雄数量较多，体现在建设、国防等领域。也可以根据性别分为男性英雄和女性英雄，前者居多，而《戈壁母亲》《在那遥远的地方》中的女性角色也集引领性、奉献性以及女性柔性特质于一身，体现出别具一格的英雄形象。以下根据英雄的核心影响领域和圈层，将其分为舍生取义的革命英雄、励精图治的创业英雄、保家卫国的边防英雄、心系群众的民间英雄以及忠君爱国的历史英雄五种主要类型。(一)舍生取义的革命英雄革命题材作为“红色经典”，长期以来占据很大的荧屏份额，是主流意识形态发声的重要载体，“它们承担了将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典化的功能，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以此维系当代人的大希望与大恐惧，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通过全国范围内的讲述与阅读实践，建构国人在这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体意识。”［4]革命意味着你死我活的残酷对抗，由危机和死亡构成的激烈冲突中，英雄人物的涌现及其智勇、坚韧和牺牲都会被烘托至极致的高度。《苍茫天山》中，人民解放军炊事班班长王大河临危受命，在孤军无援、敌众我寡、危机重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竭尽全力维护和平局面，保护军火库，并以仅一个班的兵力顽强对战叛乱分子和国民党反动残匪，在一次次惨烈的战斗中浴血奋战，最终夺取了胜利，但也最终壮烈牺牲。展现了天山脚下悲壮的、可歌可泣的革命历史，中华民族和共产党人的大无畏精神在天山、戈壁、大漠的苍茫中更显壮烈，带给观者灵魂的震颤。人物形象真实朴素，摆脱了旧的革命叙事中的神性英雄模式，有着如同“我们”的平凡之处，这样的英雄赴死，以血肉之躯保国土稳固，正让人感受到片尾曲所唱的“辽阔的边疆，有悲壮的吟唱在回响”。《阿娜尔罕》中的库尔班在受尽压迫和苦难后加入人民军队，为了革命、为了爱人，以生命为代价消灭了地主乌斯曼，也可称为舍生取义的革命英雄。在《化剑》《沙海老兵》等剧作的靠前段落也都包含了这类英雄形象。(二) 励精图治的创业英雄“英雄”二字自古以来就包含着为民造福、与人民的利益相一致的内涵，他们的言行和作为往往都承载着时代潮流和民心所望。革命胜利后，边疆百废待兴，经济社会亟待恢复和发展。多部剧作都体现了英雄在边疆的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等领域艰苦卓绝、令人肃然起敬的奋斗史。《戈壁母亲》《化剑》《沙海老兵》等作品展现了屯垦戍边的生动场景，地窝子、大会战……与天斗、与地斗，挑战生理极限，不惧自然阻碍，克服思乡和脆弱，用豪情和血汗把一片片荒原变成了绿洲和良田，变成了城市和农村，变成了美好家园——这是边疆版的创业史。这些英雄儿女在祖国的西北边陲，身虽远，但心系国家民族，在一穷二白中满怀迎难而进的创业精神和建功立业的历史抱负。从特定的历史条件来看，其历史影响和符号价值绝不亚于今日的创业实践，其创下的基业也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坚实一步。创业英雄中，鞠躬尽瘁的科技英雄呈现了一个个别具高度的领域。《马兰谣》以中国工程院院士、爆炸力学和核试验工程领域的著名专家林俊德将军的事迹为原型，塑造了为祖国的国防核事业而隐姓埋名、攻坚克难、无私奉献到生命最后一刻的科技英雄群体。他们具有忘我的报国热忱和自我牺牲精神，从国防事业的创业史这一侧面体现了构筑共和国基业的峥嵘历程。除核爆专家外，《西圣地》中的地质工作者、《大牧歌》中的畜牧专家……这些科技工作者都放弃了大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一腔热血自愿来到边疆，“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让我们仿佛回到曾经火红的年代和纯粹的精神境界。与中国传统文学中边疆的“被贬谪者”“被流放者”的进疆人物形象截然不同，这些科技英雄是当代卓越的头脑、人群中的佼佼者、知识资本的富有者，他们的主动取舍和坚守更显崇高，像一剂强心针，在提醒着知识分子的家国责任。这些创业英雄以自身为中介，如同索引，具象地展开了西北边疆许多领域、行业的宏伟版图，起到了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宣传功能。除核事业、屯垦农业、畜牧业、石油工业外，《丝绸之路传奇》一剧以少数民族创业英雄为主线，历时性地呈现出边疆现代纺织工业波澜壮阔的发展史。英雄一定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的，在这部英雄的成长史和民族工业的发展史中，影像背后的话语主体——国家适时地浮出符号表面，个人英雄同执政党的领导、国家的民族工业政策和民族团结政策、援疆力量的注入等交织在一起，既成就了英雄的胸襟和功业，也确证了民族国家道路合理性。同时，不同领域的创业史，使得西北边疆的媒介图景也进行了现代性转化，突破了草原、戈壁、雪山、沙漠的传统意象，逐渐脱离原始落后的刻板印象，展示了地域经济社会的现代性改造。(三)保家卫国的边防英雄军人，是国家、政权重要的形象符号，也是承载民族精神的经典符号和重要题材来源。“铁血男儿”“热血青春”，超出常人的生理、心理和道德素质，接近于超我的自律和执着……这些都是军人被广为接受的媒介形象，即使是在否定“高大全”、抵制神话、解构英雄的后现代文化氛围里，军人形象还是很难被矮化。作为军人群体中的一个特定种类，边防军人除了具有上述通性外，因其于苍凉、辽远甚至无人之境的寂寞坚守，远离繁华，远离家人，对抗人的社会本能，更增添了一种和枪林弹雨不同的悲壮和感动。《戈壁母亲》中的钟槐，在最艰苦的哨所驻防，常年只身独处。这样的经历，对于常人，一天可以，一个月或许也可以，但一年呢？三年、五年呢？除寂寞之外，还要面临恶劣莫测的自然环境，雪崩中他失去了一条腿，还有年轻的妻子。《在那遥远的地方》中边防英雄天天面对着高寒缺氧、物资短缺、饮用水困难……但依旧用双眼凝视着祖国边界，用身躯和钢枪守卫祖国母亲。这些令人动容的边防英雄形象，是潜藏于艺术文本中的政治传播，在赋予西北边疆一定的国家安全意味的同时，勉励着国家保卫者，也在生成被保卫者的安全感和认同感。(四)心系群众的民间英雄剧作中还有一些并不具有明显官方或政治色彩的闪光人物。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在动荡的特殊岁月里，给周围的人带来人性的温暖，可以被称为民间意味的“好人”，他们也在剧中发挥出不可忽视的精神力量。典型人物是兵团题材的代表作之一——《戈壁母亲》中的“母亲”刘月季，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自强、自立、深明大义、不屈不挠的刘月季，一个骨子里就原本坚强、宽厚、善良的她，不仅在部队烧水、做饭,还尽全力去热心帮助身边的每一个人”，前夫钟匡民衷心地赞刘月季是自己 “平生所见过胸怀最宽广的女人”。［5]她传承了中华民族传统女性的一些美德，隐忍，坚韧，但同时也是一个觉醒的新时代女性形象，自尊自强，不为传统观念和他人看法所束缚，而最重要的是，她以女性的柔性、母性的包容给了那个曾经粗粝和雄性的时空以精神支撑和人性的关怀。她的所为不来自主义，不来自官方，而是生命和情感的本质流露，琐碎、具体而日常。不得不承认的是，剧中的男性(从团长钟匡民到儿子钟槐、钟杨以及其他看似坚强的男性角色)都体现出对这种力量的依赖和回归，也许这就是在国之大业的背景下的家(或曰女性)之温情的调和，自古以来“家”和“业”的互嵌。《在那遥远的地方》中的女性袁鹰、《化剑》中的薛医生也都有此意味，为西北边疆赋予了多元化的人格色彩。(五)忠君爱国的历史英雄《解忧公主》不算是典型的历史正剧，有着偶像化和时尚化的倾向，但是其塑造的解忧公主形象冲破窠臼，活泼真实，在情节推动下自然地由一个小女子成长为沉着大气、深谋远虑，为国家安宁、边疆稳固做出巨大贡献的和亲公主。解忧出身于没落皇族，是汉武帝时代又一个远嫁乌孙国(今哈萨克斯坦与新疆边界一带)的和亲公主，［6]从不愿到接受和亲再到一次次化解窘境和政治危机，维护乌汉联盟，一个外柔内刚的巾帼英雄形象跃然而出。而细想其境遇，与最爱的人咫尺天涯，在“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细君公主《悲愁歌》)的全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异国的宫廷斗争里，又会有多少思乡愁苦和艰难险阻。但这些恰恰衬托出其牺牲小我成就民族利益的超越性。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借助这一形象，剧作及国家话语主体延伸了西北边疆形象的历史纵深，历史图景和民族传统道德元素被吸纳进来，用影像语言为主流价值观做了寻根式解读。三、边疆英雄形象的文化分析这些不同类型的英雄形象展示出一幅文化图景：以国家为话语主体，从国家层面进行话语设计(或引导)；以英雄人物的民族性、典型性作为文化内涵和核心符号；以对英雄、怀旧和历史的经典母题和集体无意识为接受动机和动力；以西北边疆为主要时空的纵横古今的媒介景观在21世纪慢慢铺展开来。(一)国家作为话语主体特定选题、播出媒介和把关者、引导者都决定了在这些英雄形象背后的话语主体是国家。国家安全、全球竞争、维护边疆的稳固与团结，需要对民众进行正向的引导，而英雄恰恰是绝佳的中介和视觉符号，它能建立起情感共鸣和道德方向，证明现实和历史合理性，形成思想一统和认同。从英雄的社会身份属性来看，英雄的在场即国家的在场。此时的艺术文本汇入政治传播共同服务于国家战略和人民利益。(二)以英雄人物的民族性、典型性为文化内涵英雄以其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赋予西北边疆形象以重要表征。英雄的精神和个体属性同时实现了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表达需求，同时又以传奇性甚至偶像性囊括进了大众文化表达的需要。边疆英雄在艰苦卓绝环境中的坚持与抗争、前赴后继守疆卫土的无畏与无私、在自然和社会的巨大阻碍前和几乎为零的建设基础上仍然不变的报国情怀和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在特定地域里，苍凉大漠、戈壁荒原、冰峰雪山中屹立的不朽形象和不屈精神，在自然环境的映衬下更彰显出英雄的高大伟岸，民族精神在特定题材里得到了具体化书写、时代性拓展和风格化诠释，丰富和巩固了上层建筑。尤其在今天，能从一个侧面抵抗物质主义和娱乐至死思潮的“丧”与“颓”，提振民族精神。(三)以英雄、怀旧、历史为心理接受动力英雄不仅要呈现在荧屏上，更重要的是要鲜活于观者心里。在多元思潮并存和快速迭代的今天，年轻观者、中年观者和老年观者的接受心理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为涵盖不同代际的观者，剧作群从类型来看兼顾正剧、传奇剧甚至偶像剧；为整合更多类型的使用与满足动机，剧作由观者心理中的英雄崇拜(包括父辈崇拜)、爱情母题、怀旧消费、异域风情和历史情结等多种路径，试图增强话语的力度和广度。值得注意的是，为促进传播的通达，主流影视剧逐渐在进行调整，意识形态感逐渐弱化，有缺点的英雄、时而脆弱的英雄甚至动摇的英雄也被允许出现，只要其最终指向合规，剧作和英雄形象在摆脱“高大全”和绝对正确的模式化，在达成与大众文化的协商中日趋灵活地实现意义的传递。(四)合力形成“英雄边疆”的意义空间从地域形象的角度来看，这些剧作合力形成了“英雄边疆”的意义空间和拟态环境。从古代到当代、从男性到女性、从高精尖的国防核工业到纺织工业到屯垦农业，有横有纵地覆盖了西北边疆历史、现实、经济、社会、文化的多个维度，这不仅是影像的建构，也是文化的建构。从社会实践来讲，既是区域形象的设计性传输，也实现了东中部与西部文化间的符号性对话与交流。英雄作为区域形象和区域文化的重要符号和意象，使影视媒介中的西北边疆成为英雄文化的容器与空间，赋予了曾经遥远陌生的西北边疆以多重的人格色彩和人性特征，使其绝不再是传统文本中遥远的精神荒地，而是传承和激荡着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和英雄情怀的精神圣地；让西北边陲发出的不再是一曲曲“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离歌，而是战天斗地、众志成城、敢叫天地换新颜的号角声、呐喊声、改革新声。时势造英雄，地域造英雄；英雄也成就了时势和地域。影像和人共同建构出一片“英雄制造”“制造英雄”的光荣大地。［参考文献]［1] 陈响园，滕小娟，张路.新媒体背景下英雄形象的异化［J].兰州大学学报，2015，(01):93.［2] 潘天强.论英雄主义——历史观中的光环和阴影［J].人文杂志，2007，(03):23.［3] ［德]黑格尔.美学(第3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08.［4] 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2.［5] 肖涛.兵团影视文学的时代精神和艺术价值——以电视剧《戈壁母亲》的创作为例［J].塔里木大学学报，2010，(01):75.［6] 马彧，于松明.《解忧公主》：与众不同的“女强”影视剧［J].声屏世界，2016，(08):37.

文章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网址: http://www.zgbjsdyjzz.cn/qikandaodu/2021/0122/3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