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庸对明代地理图籍的整理考订工作(4)

王庸的目录学工作影响巨大，学界已有研究，如全根先、赵红的《王庸目录学成就略述》一文对王庸所做的北平图书馆舆图目录等工作进行了介绍。事实上，王庸将目录学的方法应用于整理考订明代各类防务性质的地理图籍工作中，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借鉴以及便利，这样的整理、考订工作为学界对明代边疆史地研究的发展提供了资料积累。其在明代地理图籍考订过程中所参考的各类史籍文献，亦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同时，王庸在地理图籍整理过程中对“图”的重视，对以后的图籍整理、编纂的工作也提供了相当重要的前期研究成果。

王庸指出：“中国古来舆图除方志、总志及类书中的附图外，大多数是以边防、水利及其总舆图三种占其多数。而边防水利之图又多附在记志考议当中。很少有以地图作为主体的书籍。”[14]因此从地理图籍的整理工作来看，王庸对于带有“图”的书籍的重视程度要高于其他的书籍。在对于明代北方边防图籍整理的过程中，王庸在资料繁复的情况下，优先进行“图籍”工作的整理、考订。虽然限于时间关系没有全部选录，但是从此处可以看出王庸对“图籍”选录的关注点主要侧重在带有图的书籍而非仅有文字记述的书籍。这与王庸对“地图”的认识有直接关系。他认为：“地图者，即绘有山川、道路等地形，而可以为攻占之向导者也。”[15]这一点贯穿于他的地理学史与地图学史的著述中。

此外，在图集整理中，王庸还强调了其他诸如“叙述历史事实的书籍”“各类奏议”“类书、政书、地理志”的重要性。他在《明代北方边防图籍录》中提到，限于时间仓促等原因，有些资料虽并未收录，但极其重要，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专门叙述历史事实的；贤明之臣筹边、防边的奏议；凡是类书、政书及地理总志等非全讲边防的，仅有一部分涉及的，也一概不收录；北边各镇有关的省府州县志，尽管是研究北方边防的主要材料，仅录各镇卫及边关图志，省府州县志也暂不录入。[9]

《明代海防图籍录》中介绍了王庸对于海防图籍的整理情况：“以海防之地理、设施及其策略方术之专著为主，其专记历史事迹如王士骐《驭倭录》、黄侯卿《倭患考原》之类，均未著录；而类书、政书、方志、文集、边防总著等有一部分涉及海防者，亦未遑备录。”[13]这些资料虽然王庸并未选录，但亦能够为明代边疆史地研究工作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研究线索。

综合王庸对于《明代北方边防图籍录》《明代海防图籍录》《明代舆图汇考》的整理考订工作，笔者认为王庸对于明代防务地图的整理工作可以作为明代边疆史地研究工作的前期资料的积累。

王庸此类地理图籍的整理工作并非独有，之后的学者研究边疆史地研究工作亦与此方法相同。例如邓衍林所编《中国边疆图籍录》，[16]该书于195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但邓衍林提到20年前即已经成稿。此书为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和我国边疆资料的记录性的书目汇编，亦与同时期的王庸所做工作有共同之处。因此，20世纪30年代，这些各类边疆史地图籍的编目工作亦可看作当时从事边疆史地研究的学者的一种研究方法，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工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王庸（1900—1956），字以中，江苏无锡人，中国地图学史事业的奠基者之一。曾担任北平图书馆舆图部主任、北平图书馆舆图组组长、南京图书馆特藏部主任等职务。王庸详细考证了明代总舆图、北方边防图籍与海防图籍，对各类地理图籍的出处、作者以及国内的馆藏地和版本信息进行了整理和考订，著有《中国地理学史》《中国地图史纲》《中国地理图籍丛考》《中国地学论文索引》等著作。为当时的舆图整理工作奠定了基础，开中国近代地图学史研究之先河。

前人关于王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王庸的生平[1-4]、王庸的目录学思想[5]、对王庸地图学史工作的整体分析[6]等方面，赵中亚编选的《王庸文存》[7]对王庸的工作有较完整的介绍，并附王庸年谱（简编）于书末，从中可以了解王庸的生平著述、学术交游等基本情况。王庸地图学史研究核心在于对地理图籍的整理考订及研究，而对于明代地理图籍整理考订主要体现在其对明代北方边防图籍录、明代海防图籍录以及总舆图汇考当中。

基于目前研究现状，对于王庸的地理图籍的整理考订和选录工作，尤其是民国时期“边疆热”背景下的地理图籍整理工作的内容、方式及意义方面有可供深入研究的空间。因此本文将以王庸对明代地理图籍整理工作为对象，立足文本解读和内容对比，结合王庸以后著作当中对于地理图籍整理考订的相关论述，梳理王庸的明代地理图籍整理考订工作，进而探究王庸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工作所做的贡献。

文章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网址: http://www.zgbjsdyjzz.cn/qikandaodu/2021/0715/53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