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我们在边疆史里看到了大一统，有人却只(2)

范德康

但如果以此为据认为所有研究者都会爱中国甚于爱自己的祖国，那就太过幼稚了。正如科学家有国籍之别，人文学者也理应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己任，美国人也坚持这样的“政治正确”。2004年，美国13位学者共同撰写了一本书，名为《新疆：中国的穆斯林边界》，其中若干篇章具有为分裂活动提供理论支持的倾向。几乎与所有人文研究一样，美国人研究中国边疆问题，既是学术圈的事情，也与现实颇多瓜葛。没有学术的热诚，中国边疆研究不可能在美国长期延续，并在一些学校做大做强。但在此过程中，学术必然要为政治服务，由于边疆问题本身的敏感性，问题与麻烦变得不可避免。

二、中国边疆有什么？

提起边疆，大众最为熟悉的是民族、宗教等敏感话题，但在学术研究的视野中，边疆的范围是相当广阔的。国内学者做边疆史研究，无论是文献梳理，亦或是考古发掘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大一统的历史叙事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佐证。而美国学者的中国边疆研究，同样具有多个维度。其中比较重要，国内的关注和回应较多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

首先，“边疆”这个概念本身就有丰富的讨论。在传统帝制国家，往往没有很精确的边界，中国古代的西北边界，大多源于农牧分界的变动地带，其形成有着非常复杂的过程。这期间的偶然与必然，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

其次，是民族认同问题。既有回溯探讨50年代的民族认同，也有研究更久远的民族形成问题。这个问题看似敏感，其实学术性非常强，而且由于中亚地区的族群在历史时期发生过重大变化，许多研究成果与现实政治其实并无关联。

再次，边疆地区的历史一直是关注重点。在国内，边疆历史可以说是边疆学研究中最为丰富的部分，也是读者们最感兴趣的内容。某个地区，是否可以套上“自古以来”的名头，都需要在历史时期中进行追溯。因此，看似与现实相差数百甚至上千年的历史讨论，反而是最为敏感。

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西方学者往往会区分看待长城内外的历史。中国人觉得王朝大一统理所应当，明清帝国早已将西藏、新疆纳入版图。可在西方学界看来，不只是西藏、新疆，包括内、外蒙古的边疆都不能视作帝国长期稳定统辖的一部分。在西方，这一观点可谓根深蒂固，甚至《剑桥清代中前期史》中的地图也区别标注了内陆十八省与西藏、新疆、蒙古。这种做法看似公允地尊重了边疆与民族独立性，实则是具有分裂主义倾向的做法，由此也不免让人想到争议颇多的“新清史”。

历史问题毕竟还算隐讳，更有直接刺激大众敏感神经的边疆研究，那就是基于情报分析，直指当下的政治、宗教、环境等领域的社会讨论。受“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或者更直观一点说，源自于政治偏见，这一类的学术观点往往最亲近美国的政策立场，进而侵犯中国的国家利益。

三、差异能够被理解吗？

以上只是简要梳理了美国对于中国边疆研究的几个方面，但已经不难发现，中美学界围绕边疆研究有不可避免的存在冲突，现实中也是如此。国内某985高校边疆政治学专业学者曾无奈表示，尽管中外学者保持着密切的交流，但双方的分歧却很难缩小。

有趣的是，如果从学脉上观察，中外学者本不应该存在差异。特别是关于中国西北边疆，中外文献综述中经常追述到同一个人物：欧文?拉铁摩尔。他当过蒋介石的顾问，也做过周总理的客人，更是一位学者。拉铁摩尔留给后人的著述其实并不多，但影响却至为深远，特别是他由“长城边疆”出发理解中国历史结构的思考，将边疆研究的价值提升到了空前的高度。因此，许多中外学者都将他视作中国边疆学研究的重要奠基人。

然而，同样是借鉴拉铁摩尔的研究，中外学者却走出了差异巨大的路径，在某些问题上，甚至存在根本性的出入。比如中国边疆研究的出发点照理应该是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出发，国内研究基于王朝国家出发，更加关注中央对边地的控制与治理。而在西方世界，边疆意味着民族意识的觉醒，比如巴尔干半岛的新生国家就是典型。西方视野下的边疆，天然的带有反中央、反统一，而且倾向民族独立的因素。说到底，西方视野并理解不了我国大一统的历史经验，而只着眼于大一统带来的征服与压力。

从肩负的历史责任来看，中外差异就更大了。中国的边疆研究形成于民族危亡时代，从一开始就担负了救亡图存的使命。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巩固国家独立完整，是每一位中国边疆研究者尝试继承和传承的使命。但对外国人来说，他们不仅没有这样的负担，而且另有想法。从西方的历史视野出发，两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世界受民族国家运动的冲击，昔日庞大的殖民帝国纷纷破产，民族国家概念不仅深入人心，而且被视为历史的进步力量。所以，即便没有任何预设的政治立场，西方学者也会自然地站到“民族自决”、“民族独立”的立场上审视中国边疆。

文章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网址: http://www.zgbjsdyjzz.cn/zonghexinwen/2020/1103/33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