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少飞评《安南史研究》|南国山河今犹在(2)

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在线投稿】 栏目:综合新闻 时间:2021-08-24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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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安南史研究》充分利用了越南古代地志和历史典籍、法国学者关于越南王朝时期的历史和考古研究,以及关于已经消亡的古国占婆的研究资料,在政区沿
《安南史研究》充分利用了越南古代地志和历史典籍、法国学者关于越南王朝时期的历史和考古研究,以及关于已经消亡的古国占婆的研究资料,在政区沿革、地理考证方面独擅胜场,挖掘中国元明史料,将六七百年前元明两代对安南的政策和征伐尽可能完整地呈现于世人眼前。
就学术成就而言,山本达郎以《安南史研究》确实走在了法国汉学家之前。然而元世祖和忽必烈的时代不可谓不强,征伐安南的举动最终都归于失败,失败过程在《安南史研究》中都完整呈现。1939年山本达郎即已经完成研究的大部分,必然已经看到了元明两代征伐的失败过程,此时距离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已经两年,他是根据自己深邃的历史研究看到了战争的必然失败吗?战争巨兽一旦启动,就难以停止,直至粉身碎骨。1950年他写下出版《序》的时候,正是战败的日本满目疮痍艰难重建之时,“顾惟黄卷犹存,更有青毡俨在”(朱舜水《安南供役纪事》),心下凄凉,无可诉说。
二、《安南史研究》的特点
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往往会自动设置一些问题,就元明两代的安南征伐而言,可能会有如下疑问:战争是如何爆发的?元明两代为何会战败?安南陈黎两朝何以胜利?元明两代的安南政策对后世有何影响?万历年间的《苍梧总督军门志》有四卷专记永乐征安南及之后史事。黎正甫《郡县时代之安南》(商务印书馆,1945)、郑永常《征战与弃守——明代中越关系研究》(台南:成功大学出版组,1998)即试图回答。
山本达郎当然也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但在《安南史研究》中并不主动提及并回答,而是以冷峻细致的分析过程尽力呈现历史情境的发展和推动,其史料分析如同精密的仪器,环环相扣,逐渐传送。日本学者向来以细致绵密的史料功夫见长,《安南史研究》堪称典范。
关于元朝征安南,山本达郎首先考证越南史籍和中国史籍记载的陈朝君王名字的差异,陈太宗和陈圣宗父子越南分别记为陈日煚和陈威晃,中国则记为陈光昺和陈日煊,且安南记载的帝系为在位皇帝,中国方面记载的陈朝国君实为太上皇,即在位君王之父。史料考证力求准确,由人名讹误导致史事误记的例子比比皆是,亦让后人如坠雾中。《大越史记全书》记载陈朝君王为一套体系,《元史》等史料记录一套体系,幸而有陈朝人黎崱在元朝撰写的《安南志略》作为桥梁,使双方史料记载的陈朝君王的关系云开雾明。之后陈朝和元朝的外交和战争过程逐渐展开。
关于明朝征安南,山本达郎认为永乐帝改变了洪武皇帝对安南的消极政策,直接从永乐皇帝南征的缘由及决策开始论述,并未提及洪武皇帝宣布的十五个“不征之国”中亦包含安南,这就避开了洪武、永乐两朝政策变动产生的纠葛和冲突,直接将重点置于永乐南征的历史之中。在叙述黎利势力的壮大、明军逐渐败退之时,也并不讨论明成祖郡县安南政策的失败以及明朝官员在安南的善政或暴行。
山本达郎在叙述时尤其注意安南与中国使用历法差异的问题,力争将军事行动的时间定在明确的日期。如此一来,读者如随同军队共同行动,若亲历战场。可以说《安南史研究》的内容紧紧围绕“征伐”这个主题展开,对史料深耕细作,其他相关问题山本达郎应该有所考量,但并不在书中展现出来。
三、山本达郎与《安南史研究》的启示
我在校阅《安南史研究》译稿的时候深感此书穷搜文献,考证功夫登峰造极,对译者和作者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主编和译者花费巨大的精力将这部七十年前的著作译介到中国,必然有其巨大的研究价值,当给予当代研究者以下启示:
(一)史料考证
数年前我在研读大庭修《秦汉法制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时,曾经对作者关于汉初白马之盟相关史料的分析方法叹为观止,即将史料内涵逐层分解,以“1、2、3、4”,“甲、乙、丙、丁”,“A、B、C、D”标示,精思熟虑,略无遗义。《安南史研究》面对纷繁错扰的中越史料,全书皆以此种方法分析史料,探求史事,其间的逻辑和分析过程也异常严密,故而其推论连绵不绝。史料考证不仅是研究能力的展现,更成为一种研究方法。
(二)对研究理论的警惕
1963年费正清在费城组织了“东亚的传统国际秩序”研讨会,与会者皆一时之选,山本达郎受邀参加。1965年费正清又组织“中国的世界秩序”,山本达郎未参加,此次与会论文后整理为《中国的对外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作为中越关系研究的一流专家,山本达郎应该意识到了自己与费正清倡导的“中国世界秩序”观念的巨大差异,且论文集所收确实偏重于思想和范式的探讨。

文章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网址: http://www.zgbjsdyjzz.cn/zonghexinwen/2021/0824/5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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