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中外关系史研究(2)

20世纪20—30年代是中西关系史学科建设的奠基阶段，张维华先生称之为“草创阶段”，他提出了四个标志：第一，学科名称“中西交通史”的确立。即向达《中西交通小史》和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的出版。第二，研究范围的扩大。从西北史地的考察发展到注重对中西方文化相互接触的探讨。如陈垣的宗教史、向达的敦煌学、陈寅恪的佛教翻译研究等。第三，注重实地考察。第四，翻译了大量海外学者的有关著作。

方豪认为近代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兴起有五个方面的原因。1.中国学者对西北史地的研究。2.中国学者对域外地理的研究。3.欧美东方学学者对中国的研究。4.日本学者对中国的研究。5.西域考古学与敦煌学的创建。

以上诸家关于学科史的讨论，归纳起来有两点最为重要，即中西交流史的本土学术资源与海外汉学研究的影响。本土资源主要是中西交通史研究，基本以文献辑校、笺注和编纂为主，论文也大都以个别问题的考订，以及一般的概述为主。海外汉学兴起和发展则从多维度影响了这一学科的建立。首先，汉学是以语言学为基础的一门学科。受19世纪以来勃兴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影响，汉藏比较语言学、汉语与东南亚语（印度支那语）的比较研究兴起。其次，汉学是东方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西方颇有传统的其他东方学分支学科，如埃及学、印度学、伊朗学和阿拉伯学都对其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外，汉学还是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学人们也力求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从而使汉学成为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一部分。

以上情况使欧洲汉学在研究内容上表现出如下特色。第一，佛学与求法高僧传是欧洲汉学研究的热门课题，而且经久不衰。例如，1814年出任法兰西学院汉学和满学教授的雷慕萨（A. Remusat），最主要的代表作就是《法显传》（《佛国记》）、《塞外民族语言考》。儒莲（S. Julien）则系统研究唐代高僧传记和游记，所译“《大慈恩寺三藏大法师传》《大唐西域记》，精深详博，殆罕比伦。于书中所载诸地，咸能细参梵语，证以近今地名，明其沿革”。沙畹（E. Chavannes）的代表作是《西突厥史料》《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译注》等。伯希和（Paul Pelliot）则是《交广印度两道考》《蒙古与教廷》等论著的作者。

19世纪法国汉学的重要特点之一是考察中国与亚洲以及世界的关系。这类研究与其说是为了研究中国本身，还不如说是为了研究世界历史而发掘中国的资料。有人称这是当时欧洲汉学研究的“流行病”。这也影响到德国、英国和北欧的汉学家，以致那些并不以研究中国边疆史地而出名的汉学家也加入这一研究领域。如克拉普若特（H. J. Klaproth）著有《阿富汗族语言起源考》《回鹘语言文字考》（附《华夷译语中之高昌译语》）等。汉学家福兰阁（O. Franke）也著有《中国史料所见之中亚突厥与西羌民族》等。英国学者理雅各（J. Legge）以翻印中国经典著称，他研究过景教碑，并翻译《佛国记》。皮尔（S. Beal）著有《法显宋云合传》，并翻译《大唐西域记》。

此外，由此带动了中国与西域南海交通史的研究和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承地理大发现以来欧洲海外探险的余绪，在近代考古学思想的影响下，西方汉学家在中国西域地区挖取了大量的文物和文书，进一步推动了以上研究。前面列举的一些作品已经属于边疆史地的著述，此类重要著作还有伯希和与英国学者合作翻译注释的《马可波罗游记》、英国穆尔《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德国考古学家格伦威德尔《中国新疆古代佛教祠堂》《古库车》，以及勒科克（von Le Cog）著《高昌》画册、《中亚后期古代佛教艺术》等。俄国学者自19世纪学习西方设立科学院以来，在学术风气上与西欧相通，其汉学家也有许多类似著述。

中国传统史学始终保持一种全球视野，从《史记》的《匈奴列传》《大宛列传》，到《明史》的《外国传》（含佛朗机、和兰、意大利亚等），历代正史无不力图描写那个时代的“全球史”。中外关系史学科建设，首先应该接续我们的史学传统，保持一种全球视野。

就中外关系史学研究现状而言，始终存在两个不同的学科维度。一个是断代史维度，另一个是专门史维度。前者把中外关系史作为断代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进行研究，分工很细，问题意识较窄，钻进去很深，但是出来不易。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推动了中外关系史整体研究的深入，另一方面也难免陷入“碎片化”的状态。后者则要求做贯通性研究，但由于学科分工越来越细，难度很大。梳理出主要问题、主要线索，并围绕这些贯通性的问题和线索深入开掘，将带动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的构建。这些主要问题和主要线索，可以从交通地理（陆路和海路等）、经济与商品关系、政治与军事互动、民族迁徙、科技与文化交流等纵向领域构建。这样的纵向构建，并不否定各断代史料相对集中、中外交往特点相对突出的领域，如先秦玉石之路、汉唐西域交通、宋元明初南海香瓷贸易、明清传教士与汉学等问题。这些问题可以构成深度推进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基础性热点问题。总之，由于中外关系史学涉及的内容远远超过纯粹历史学系训练的功夫，所以在中外关系史学继续深入探索具体细节问题的同时，需要寻找若干不同学科领域学者能够展开对话、互相补益的讨论话题，推动中外关系史学更上一层楼。

文章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网址: http://www.zgbjsdyjzz.cn/zonghexinwen/2021/0715/53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