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坊︱明清西南政治地理研究(2)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博士研究生宗晓垠通过文献考订与实地勘察相结合，梳理了明清时期大理府十二关长官司的两次移治，指出了十二关长官司得以长期延续的关键，便是其在白盐井西行运销驿路中的守御作用。而长官司辖境北部铁锁箐、赤石崖势力的消亡，为长官司控御地方和守护盐路释放出了足够的弹性空间，客观上促成了长官司向西移治至米甸坝区的行为。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李昕通过考察成化年间播州宣慰司的嫡庶之争与安宁宣抚司的设置，揭示了明朝前期播州宣慰司管辖众长官司的生存状况及反抗伏笔，以此进一步说明了其历史特殊性及改流必然性。

第四场报告则将研究视角转向了西南边疆地区的社会与文化。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土司研究院）院长陈季君教授首先带来题为《女性地理学视域下的西南女土司与多元化女性形象》的报告。她以女性地理学为视角，探究了明清时期西南女土司空间分布及其环境发生机理。陈季君认为作为西南少数民族独有的一种历史现象和文化景观，女土司的出现及其主体性的建构，除受土司承袭制度的影响外，地理因素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明清时期很多民族尚存母系氏族的残余，性别化的空间分割不分明，使得该地区女性地位较高，从而为众多女土司提供了主体性的空间。她指出，女土司的角色和地位是一个不断变动、复杂的综合体，只有综合运用历史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视角和方法，通过性别地理学空间分析观念与模型，方能对这一领域进行更多的思考和研究。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刘灵坪副教授的报告以《明清时期云南土司地区赋税征收的圈层结构初探》为题，以编户、编丁为标准对明代云南土司的编里、赋税情况进行分类讨论，指出改土归流后被革职或降职的内地和腹地区域的土司，仍然在州县体系下承担着催证赋税钱粮的职能。明代云南“内地”区域编户纳税的土司，其施政模式与流官差别不大，土官辖区己成为州县以下的区划；其外层“腹地”区域的土官在改土归流后，也有逐步向州县下辖的基层区划转变的趋势，故而土司的编户赋税状况亦呈现圈层式特点。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沈卡祥《社会传统与国家治策：明清时期傣泰土司陪嫁地研究》的报告介绍了明清时期西南边疆地区土司因联姻互赠所产生的陪嫁地。在时空分布上，沈卡祥介绍了土司陪嫁地的诸多特征：陪嫁地通常位于相邻土司交界地带；陪嫁事例逐渐减少，最终消失于晚清；陪嫁地面积大小差异较大，总体上有缩小之趋势。研究认为，土司陪嫁地的盛行与王朝羁縻治策下社会传统的持续运行有关，其产生对相关各级政区幅员、界线和西南边疆国界的划勘、形成有重要影响，并对地方治理有所窒碍。随着中央权力持续下沉，及清王朝从“传统国家”到“主权国家”的转变，土司陪嫁地逐渐走向终结。因此，对土司陪嫁地演变的考察，可以揭示联姻陪嫁社会传统演变的历史脉络。

日本帝京大学短期大学的准教授野本敬带来了题为《作为文化资源的家谱：重建“汉化”彝族的历史记忆》的报告，以彝族家谱为研究对象，揭示了彝族土司即便存在认同和源流已经模糊的情况，但仍会调动所有与自己有关的现有文化、知识资源——包括本地地方文献，同时搜集片段的口碑、记忆，以将同一家族中疏远的分支重新结合起来的历史过程。野本敬认为，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代时期彝族家谱的编纂，均是为了重建过去的“实用”情节以适应当代的需要，试图在官方框架所提供的知识资源的基础上进行重构的过程。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李瑞贤的报告主要介绍了韩国学界对中国土司的研究，同时对该领域近年来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著作，郑哲雄教授所著《明清时代湖广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与国家权力（1368-1735）》一书的内容和特点展开了汇报。李瑞贤认为该著主要特点在于：强调了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岳地区资源的重要性；与一般著作提出认为土司制度为间接统治的放任性质相反，该书综合分析了为里甲制和卫所制度在少数民族乡村地区并行的朝廷尝试及其结果；认为由于社会阶层的分化，湖广地区土司以外的其他地方势力的崛起及其引发的多层社会变化，是为清朝能够更自然地进行改流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李瑞贤也就书中内容提出了部分批判性的意见。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次学术工作坊召集人杨伟兵教授作了总结。杨伟兵指出，本次学术研讨具有广泛性、前沿性和跨学科的特点，展示和讨论的议题已涉及历史地理学、边疆民族史、区域社会文化史和政治制度史等领域。工作坊的主题虽是历史政治地理，但各与会学者报告议题的丰富性和观点的差异性，足以反映与会学者当下研究具有创新性和前沿性，为拓深西南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提供了丰富营养。其次，工作坊的讨论较多关注和强调制度史研究“下沉”的实证，较之以往许多有关西南边疆民族史地和土司史的研究，有四处“特别”：特别强调一手档案的利用和优化资料论证体系，注重政治过程与运作研究；特别注重构建多重知识体系，在研究中实现历史文献分析法、地图利用、实地考察及多文本解读的综合，善于利用知识考古手法解读多样史料；特别强调比较研究，在时间上既有长时段的研究，也有中时段、短时段的讨论，在空间上既关注大尺度的地理空间，也有小区域的微观研究，更综合性地展开对不同的人群、社会和制度的比较和分析；特别注意“大历史”和“小历史”的互相照应与贯通融会，多位学者的报告都能够以精到的个案化研究“以小见大”，如在地方政区调整这一“小”切入口中展开诸如“国家治理能效”之类“大问题”的讨论。杨伟兵总结道，与会学者有意与无意间都在谋求一定的学术归纳与总结，如政区建置与建置、土司概念与制度、边疆和国家治理，等等。这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详加审视包括我们在内的研究，便会发现有些讨论已经不能满足学术和现实需要，若要实现有所总结，有所创新，则需要学术界同仁的共同努力，本次工作坊显然便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他最后对项目研究团队提出两个希望，希望未来研究能深化历史文献的利用，实现制度史的精深解读，不仅要将目前仍较模糊的一些概念和体系研究透彻，更要勇于挑战争议，接受学术检验；希望继续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学术研究既要坚持坐“冷板凳”，也有不断走出书房，寻求“对话”。最后，杨伟兵代表主办方对国内外与会专家、学者疫情期间对本次工作坊学术研讨的大力支持和付出表示诚挚感谢，对未来学术之共襄给予美好祝愿。

文章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网址: http://www.zgbjsdyjzz.cn/zonghexinwen/2022/0127/6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