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的边疆史地研究述略(3)

(二)关于民族矛盾清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的时期，但是其民族问题也很复杂。魏源重视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当然也很注意对这方面进行研究和整理。在魏源看来，民族间矛盾的激发大致不外乎以下几方面:一是像噶尔丹、罗卜藏丹津、大小和卓木等一小撮民族分裂分子野心膨胀，妄图霸据一方。特别是厄鲁特之准噶尔，“掳掠驱载，惟其所欲”，【魏源:《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第156页.】不仅严重威胁祖国的统一，同时也给西北边疆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等赤裸裸的民族压迫和掠夺，当然是不得人心的，中央政府将其荡平，完全是应天顺人的正义行为。二是宗教因素的影响。如回教(伊斯兰教)，魏源指出，回教在维吾尔族和回族中几乎是全体一致的信仰，穆斯林对和卓的敬信不亚于蒙藏人对达赖喇嘛的信仰，大小和卓木就是利用他们在维族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进行叛乱。后来张格尔及其后人多次被外国势力利用，在回疆煽惑维吾尔族人民也是利用和卓问题大做文章。三是清朝官吏的腐败。魏源说:“积怨则变，昔今一辙。”【魏源:《圣武记》卷7《道光湖粤平瑶记》，第325页.】比如说道光初的回疆之乱，虽有张格尔煽惑，但祸根其实早就种下，那些官吏的倒行逆施早已大失回众之心。这些人“视换防为利薮”，服食日用无一不取于阿奇木伯克，伯克更借供官为名，“敛派回户，日增月甚”，“又距伊犁将军遥远，恃无稽察，威福自出”，【魏源:《圣武记》卷4《道光重定回疆记》，第182页.】回户积怨至深，因给张格尔之流以可乘之机。其他像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乌什之变，乾隆三十二年(1767)的吉昌之事，道光十一年(1831)的湘粤瑶民之乱，据魏源分析，又哪一桩不是出自官逼民反?魏源在《圣武记》中愤怒地谴责了上述野心膨胀的分裂分子和破坏统一、制造民族矛盾造成边疆局势动荡不安的不法官吏，强调国家统一、民族和好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三)魏源关于增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凝聚力的经验总结第一，对内要修明政治，以张国势。魏源在《圣武记叙》中开宗明义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内不在外，最根本的出路在于修明政治、广揽人材，这样，国势自然强盛，四夷宾服，这叫做“战胜于庙堂”。他阐释道:“先王不患财用而惟亟人材，不忧不逞志于四夷而忧不逞志于四境。官无不材，则国桢富;境无废令，则国柄强。桢富柄强，则以之诘奸，奸不处;以之治财，财不蠹;以之?器，器不窳;以之练士，士无虚无。如是，何患于四夷，何忧于御侮!”【魏源:《圣武记·圣武记叙》，第1页.】第二，对各族要恩威并用，贵在服心。魏源认为坚决打击民族分裂势力，保持一定高压威势是完全必要的，这也是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和好的前提;若不以军事为后盾，一味待之以善，只会助长其骄横，产生轻我之心，事反不谐。魏源曾说:“虽云地利不如人和，而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则形可势禁，未尝不可以扩论世之胸，资远猷之告。”【魏源:《圣武记附录》卷12《武事余记·掌故考证》，第501页.】以准噶尔为例，魏源指出，三次重创准部，中央政府牢牢掌握了主动权，“制夷之权在中国，乞款之诚在外夷，故能以战为和，以剿为抚”，“从未有兵未交，绥寇未退境，即与为城下之盟而能使其贴耳，制其猖獗者”。【魏源:《圣武记》卷3《雍正两征厄鲁特记》，第147页.】魏源特别赞赏清朝每年在塞外举行“木兰秋”大规模狩猎活动，认为通过“木兰秋”使蒙古各部感受到天朝磅礴的气势，“寓绥远于训武”之中，同时也加强了彼此间的联系和接触，增进了了解。第三，慎选边吏;并对其进行严格考核。许多民族矛盾的酿成实际皆因边臣鱼肉百姓所致，因此边臣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和谐，不可等闲视之。魏源认为，清廷应该从历次变乱中吸取教训，加强管理，严格各城积弊，减轻回民负担，团结其大多数，少数不逞之徒就兴不起风浪来。第四，审慎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宗教问题在边疆民族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不言而喻，对其处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边疆的局势安危。魏源认为要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皇清能并回部，不能使天山南路舍回教而被儒服;能服番蒙，不能使西藏、漠北舍黄教而诵六经;鄂罗斯兼并西北、英吉利蚕食东南而不能使白帽、黄帽之方，尽奉天主教”，因此应该“因其教，不异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魏源:《海国图志》卷71《南洋西洋各国教门表叙》，第1页.】顺势化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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