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的边疆史地研究述略(5)

此外，魏源针对当时状况，不仅从本国历史上寻找根据，向周边邻国取鉴经验，并主动研究和学习西方，初步总结了一套合乎实际的海疆防御方法，特别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提出对后世影响深远，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介绍。综观魏源的边疆史地研究，爱国御侮是其主线。尽管魏源有着浓厚的忠君思想，过分强调对朝廷的绝对服从，也不免有刻意为清朝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嫌疑，但在那个时代“忠君”和“爱国”原本几乎是同义语。在魏源看来，要抵抗侵略，必须有集中统一的领导，这个领导无疑就是朝廷。魏源希望在朝廷带领下，整饬边防、处理好边疆民族和宗族关系、加强边疆的开发和建设以及加强海防建设，以此构筑起一道钢铁长城，抵御外来的压力和冲击。史学就是魏源反抗外来侵略的武器，上述所有的一切均由爱国御侮这根主线贯串起来，服务于反抗侵略、保卫祖国的需要。魏源生活在古代中国走向近代中国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虽然大多数人对这种转变还无动于衷，但像魏源、林则徐等爱国史家却敏锐地觉察到这种世变的日亟:不仅仅是“大清帝国”的全面衰落，还有西方资本主义的拍岸惊涛，中国正面临着几千年所没有的变故。魏源曾说:“天地之气其至明而一变乎?沧海之运随地圆体其自西向东乎?前代无论大一统之世，即东晋、南唐、南宋、齐、梁偏隅割据，而航琛献赆之岛、服卉衣皮之贡，史不绝书，今我一登于王会，何为处?红夷东驶之舶，遇岸争岸、遇洲争洲、立城埠、设兵防，凡南洋之要津已尽为西洋之都会。”【魏源:《海国图志》卷5《东南洋叙》，经1页.】这种状况令其警醒，使其睁开眼来研究、了解西方，向国人介绍西方。这种对世界大势的明了、眼界的开阔，使他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来看待中国、审视中国的边疆问题，使他不仅意识到中国边疆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而且意识到整个中国所面临的危机，所考虑的不仅仅是如何保卫边疆，而且还盘算如何使边疆为我所用、如何开发建设它们以缓解国家内部的矛盾和外来的压力，因而在其边疆开发设想中，诸如边疆屯垦以解决八旗生计问题、开矿铸币以解决银贵钱贱问题，以及“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等等，都完全超出了传统边疆史地关于战略地理的讨论范围。他将边疆开发同内部现实问题结合起来，着眼于现实，这使其边疆史地研究充满着时代气息，这也正是其超出他人的地方。魏源从事边疆史地研究时，仍继承了乾嘉学者的考据风格，采取的方法基本上是将各家有关的撰述搜罗起来，考证钩极，穷其原委，校其异同，而归于实用，可谓为史学家的缜密品质与经世致用精神的结合。但是魏源不像其他一些边疆史地的研究者，如祁韵士、徐松等都亲履实地得以目睹，从而能够将文献记载与实地考察结合起来，所得甚为笃实;而魏源则足迹多局限于内地，至于边疆，他说:“其足迹所至，北及古北口而止，西仅秦陇边界而止，未尝历九边、使绝域”。【魏源:《答人问西北边域书》，《皇朝经世文编》卷80，第2页.】故他主要获益于师友间的切磋(如龚自珍、林则徐等)，另外就是博稽史册。由于其所据多为第二手资料，闻见所限，正如屠寄在《蒙兀儿史记》中所说的:“魏氏身未出长城一步，其所评订，不外旧籍……”【屠寄:《蒙兀儿史记·凡例》，北京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故舛误在所难免，在何秋涛《朔方备乘》中，也有《考订〈俄罗斯盟聘记〉》、《考订〈海国图志〉》、《考订〈元代西北疆域考〉》、《辨〈新疆后事记〉之误》、《辨〈廓尔喀后记〉之误》、《辨〈武事余记〉之误》等，对魏源的错误多有所驳正。当然，这只是魏源边疆史地研究的白璧微疵。瑕不掩瑜，他的成绩是值得我们后人景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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