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边疆民族一个跨越三十年的视觉样本(11)

⑥刘晓原：《边疆中国》，第4—7页。

⑦同上，第7—8页。

⑧参见刘晓原：《边缘地带的革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6—19页。

⑨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6册，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版，第22页。

⑩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治理之学说》，载吴松、卢云昆、王文光、段炳昌（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1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53—454页。

11陶成章：《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载汤志钧（编）：《陶成章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4页。

12参见赵梅春：《民国时期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与文献整理研究述论》，载《郑州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13吴启讷：《人群分类与国族整合——中共民族识别政策的历史线索和政治面向》，载余敏玲（编）：《两岸分治：学术建制、图像宣传与族群政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第358页。

14刘晓原：《边疆中国》，第286—291页。

15同上，第292页。

16在1953 年开始进行的“民族识别”中，苏联的人群分类政策以及国家与民族体系的建构实践，对中国的民族工作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民族识别方案并未照搬苏联模式以及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理论，而是在实践中发展出了自己的重点。例如，在搜集判定群体差异资料时对“共同语言”“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的文化共性标准给与特别重视，不将体质差别作为识别标准，重视群体内民众的主观愿望等。然而，在识别工作的开展中，也出现了主观化与精英化的趋势。参见马戎：《中国的民族问题与20 世纪50 年代的“民族识别”》，载《西北民族研究》2012 年第8期；吴启讷：《人群分类与国族整合，中共民族识别政策的历史线索和政治面向》，载余敏玲（编）：《两岸分治：学术建制、图像宣传与族群政治》，第319—393页。

17喆君：《欢送全国步行团》，载《友声旅行月刊》1930 年第2期。

18庄学本：《羌戎考察记弁言》，转引自李媚、王璜生、庄文骏（主编）：《庄学本全集》，第35页。

19参见王明珂：《国族边缘、边界与变迁——两个近代中国边疆民族考察的例子》，载《新史学》（台北）第21 卷第3 期。另，该文中用“国族”“国族主义”来指称民族与民族主义。由于这种称呼的不同不涉及意义上的区别，仅只表示海峡两岸学界习惯用法的差异，因此为了尊重原文，笔者在引用时未做更改。

20例如鸟居龙藏与森丑之助在台湾地区所拍摄的一系列民族志作品。

21顾铮：《顾铮摄影文论集》，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 年版，第96—98页。

22同上，第97页。

23Orvar L?fgren,“The Nationalization of Culture,”Ethno?logia Europaea,Vol.19(1989).

24详细讨论参见Michael Billig,Banal Nationalism,Lon?don:Sage,1995。

25参见唐小兵：《流动的图像：当代中国视觉文化再解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5—48页。

26同上，第50页。

27李媚、王璜生、庄文骏（主编）：《庄学本全集》，第685页。

28同上。

29同上。

30同上。

文章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网址: http://www.zgbjsdyjzz.cn/qikandaodu/2021/0518/47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