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边疆民族一个跨越三十年的视觉样本(8)

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5-18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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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倡导的文化生产方式与内容选择取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影响力辐射每一个人,特别是像庄学本这样的一线“文艺工作者”。正如前文

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倡导的文化生产方式与内容选择取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影响力辐射每一个人,特别是像庄学本这样的一线“文艺工作者”。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文化改造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核心目标之一,从20 世纪50 年代开始,一种由社会主义国家来协调组织的,被大规模建设的,统一而且进步的民族文化有条不紊地展开。一方面,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通过本土传统的现代化改造和外来形式的本土化来创造新的文化形式和表达方法,另一方面则透过重新定位艺术家与作品、观众的关系来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这种试验重新定义了审美经验和文化机制,倡导属于大众的文化,同时又实现了艺术与政治的有效结盟。身居此种统摄性的文化潮流之中,庄学本最切身的思考莫过于:既然摄影也需要生产新的文化内容,那么它如何产出一个关于边疆的、具有革命意义的再现现实?影像又应如何承担与表现其政治上和艺术上的责任?

我们看到,正是在努力回应时代要求的尝试中,庄学本开创出了他的边疆摄影新模式。这个模式首先与当时对文艺工作者的普遍要求和焦虑发生着共振。就像唐小兵所总结的,在新时期,文艺工作者的生产创作面临双重的挑战。一方面他们被号召去发挥动员群众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们又被鼓励去投身建设事业。他们的艺术创作应该教育人民,但同时他们又必须自我改造,向人民学习。在这种结构性紧张之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层面所发生的应接不暇的变化,更是加深了文艺工作者对创作没有跟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快速发展的担忧。 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党内文艺理论权威周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提出,作家和艺术家们想要积极地参加这个新时代,就应该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而践行它的第一个要求,便是“……去熟悉人民的新的生活,表现人民中的先进人物,表现人民的新的思想和感情”。26只有深入生活,自我改造,并从社会主义建设中获得灵感,才能保证他们的艺术创作有意义,而不是置身于社会发展的过程之外。

这样的结构性焦虑在庄学本那里被落实为对“社会主义边疆”进行新的深入认识。而“深入边疆生活”的过程不仅让他得以继续自己的民间观察和“采风写作”,更在某种程度上让这位原先的“个体”民族主义者确立了对新政权的信仰。多年在边疆行走经验,使庄学本对边陲区域少数族群在政治利益上的弱势位置始终相当敏感,而他本人虽然从未因“落后”歧视过族群,但对边疆与内地在经济、文教、卫生方面的差距也相当熟悉。不过这些顽固的问题似乎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有了巨大的改变。出访过程中,庄学本的确目睹了一个崭新、团结、充满希望的未来正在降临。

1952 年庄学本访问内蒙古、东北,我们从其关于辽西省阜新县五区沙扎兰村的调查材料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他的激动。这个村蒙汉杂居,抗战时处于游击区,又经历多年匪患,因此,过去经济贫困,局势混乱。但经过“土改”“整肃”之后,情况令人振奋。庄学本在调查中详细记录了这里的人口比例情况,对全村共产党员与共青团员中的汉蒙比例进行了统计与对比,发现“村政权中,蒙古族有与人口比例相适应的代表参加。如村支书、宣传委员、组织委员皆有蒙古族人充任,政府委员中有调解、公路、卫生、战勤等委员由蒙古族人充任。合作社干部10 人中有蒙古族4 人,村代表82 人中蒙古族占43 人(内妇女14 人),汉族39 人”27。该数据证实了1949 年9 月发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里将“民族区域自治”列为重大国策并非一纸空言。

在新的秩序下,沙扎兰村的经济和生产也慢慢发展起来。全村200 余户的蒙汉贫农已有80%上升到中农的生活程度,而老乡们面对生活困难的态度更让庄学本感慨万千。他详细记载了一位贫农的话:“粮食是缺乏了一些,但是生活比新中国成立前好得多,过去我们没有土地、农具、耕畜、房屋,现在都有了,虽然目前存在了一些困难,但是这些困难是新中国成立前受胡匪抢劫所造成的,这个困难应当生产自救,现在我们当家作主,有困难自己想办法克服解决,不要增加政府的负担”,28盛赞了其中体现出的高度政治觉悟与昂扬的主人翁精神。

当然,庄学本也注意到在新局势之下这里族群关系的变化。他发现绝大多数蒙汉人民都愿意加入同一个互助组从事生产劳动,族群之间有了平等与合作的借贷和经济交易行为,甚至还产生了自由恋爱下的民族通婚,说明以前汉蒙之间的压迫与隔阂已经逐渐向平等、互助、友爱、团结的民族关系转变。由此,庄学本高度评价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政策,认为“少数民族不但在政权上获得了平等,而且在经济上亦帮助其发展(意思应为“得到帮助”——笔者注),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整个形势的转变,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优越,人民的生产情绪空前地提高,生活上亦获得了改善”29。他由衷地感叹道:“以上事实充分地证明了毛主席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与正确,更增强了各民族团结在互助合作友爱的大家庭中,为建设伟大的新中国而努力。”30

文章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网址: http://www.zgbjsdyjzz.cn/qikandaodu/2021/0518/4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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