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边疆民族一个跨越三十年的视觉样本(7)

庄学本：《青海军之骑术》，载《良友》第118期（1936年），第44页。

《羌戎考察记》与《良友》画报上的边陲系列报道，形成了理解庄学本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主义思想与实践的一对参照。以此为中介，我们发现庄学本扮演着新观念的接收者和输出者的双重角色：一方面，其作品翻译和支持了中国民族国家所需要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这样的作品也通过有意识的编辑和传媒登载，在传播和被消费的过程中为广大读者建构起国民身份意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庄学本的作品中体会到他的“自由”：作为一个“个体”的民族主义者，庄学本虽然在三四十年代里不断受到时代与学术的感召，然而却未被当时的政治格局与知识框架所规训。在远赴边疆的过程中，他和各种“当局”打过交道，却一直居于“体制”、组织的外部。不论是去果洛时那空头的“开发西北协会”调查专员身份，还是1938 年因反响巨大的摄影展而成为有名无实的“西康建省筹备委员会参议”，庄学本从未与“为政权服务”绑定在一起。除此之外，庄学本也与刻板化、建制化的专业知识有着距离。他虽然在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的介绍下进入研究院人类学组学习人体测量，却一直没有在学术研究机构与大学中正式研习过民族学，更没有参加正式考察组的经历。当然，这种“未被收编”的状况，部分体现出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在边政扩张上的有心无力以及现代学术体系初建时的脆弱，也正因为它们对一些个体的“鞭长莫及”，使庄学本选择了与商业媒体结盟出版，成为他得以保持个人化观察视角的重要原因。

四、走向社会主义美学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领土近现代转型和内地-边疆地区关系演进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坐标，它意味着以前曾被列强渗透的边疆彻底关闭了，中国也全面廓清了自身的地缘形体。在强大的行政能力与中央权威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中华民族的建构、少数民族识别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全面推进国民党执政二十余年来在民族整合与民族平等上未尽的任务。这样一个一体两面的现代任务存在着巨大的内在张力。中国的现代国家转型是在清帝国的版图遗产上进行的，为了领土主权范围与地缘意识形态的完全相符，民族认同意识必须超越古老的族群异同界限，以建立多元民族的相互包容为旨归。与此同时，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又是在中国与西方的对抗中锻造而出的，20 世纪国内国际的政治历程与政治精英集团的明确属性决定了中国民族主义中的“汉族中心”。正如前文所提及的，时至20 世纪40 年代，国共两党对中国民族政治的目标在本质上已经趋于一致，而新中国时期中国共产党继承并继续推进的中华民族身份工程是一个倡导同心、同质的机制，这种同质性已成为中国以“民族国家”身份立足于世界的基本条件之一。因此，中华民族主义的政治话语几乎没有赋予边疆族群能动的角色，尽管他们与20世纪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

另一方面，追求民族平等的许诺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制度设计上必须面对边疆和少数族群的特殊性，而这一特殊性在1949 年后的共产党政权中有了新的历史含义。19 世纪末以来，中国的政治思想界所接受的现代化观念，本质上是近代西方对人类历史发展的“线性”和“趋同性”的认知。也正是从19 世纪末开始，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一直努力追赶西方，希望弥补两者在社会时间上的鸿沟。时至1949 年，中国业已“改换新天”，但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依然深刻蕴含着“看齐”的欲望，边疆地区作为新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必须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具体期待，并参与到中国与国际社会“对表”的整体格局之中。首先，就像许多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共产党干部们所相信的那样，边疆地区的社会性质处于落后状态，因此，这些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必须上马，从而使边疆与中国其他省份在社会形态和政治制度上达到同步。其次，围绕新中国业已展开的经济建设，政府必须对少数民族区域做出相应的扶助，使各民族共同发展，用民主改革促进边疆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再次，如果正视文化并非是社会和经济政策的附庸，反而是中共革命最基本的诉求与性质这一事实，那么在边疆落后地区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文化改造也就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族政策与实践的中心。

1949 年之后，庄学本的职业身份经历了从“个体”到“集体”，从“个人”到“体制”的变化。由于早前在拍摄边疆上的卓越贡献，回国后的庄学本受邀进京参加新中国的民族工作，历任国家民委参事、民族出版社画刊编辑室副主任、《民族画报》编辑部副主任等职务。与此同时，庄学本的考察形式也发生了变化。或许是为了服务于新政权在民族地区的政治举措，他更密集地走访了中国的边疆区域，探访半径也随之进一步扩大。大多数时候，庄学本都以专业人士的身份随中央访问团出访，这种方式其实体现了社会主义文化生产方式中集体化统筹、安排、策划的特点。

文章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网址: http://www.zgbjsdyjzz.cn/qikandaodu/2021/0518/47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