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边疆民族一个跨越三十年的视觉样本(4)

以上的梳理有助于我们厘清边缘空间、边缘人群以及民族边界、学科边界在中国“走向民族国家”的百余年历程中变迁和建立的过程。正是以这样的时代氛围、政治现实和知识体系为背景，我们对庄学本摄影的历史属性需要重新认识。这种聚焦边疆与少数民族长达二十余年的深入拍摄，并非仅仅是一个偶然的个体行为。一方面，边疆摄影作为新兴的、特定的视觉类型和文化产物，它的发生与出现，本身便是国家形态转变作用下的一种结果——因为边疆和少数民族在20 世纪的格局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成为国家的中心事务，因此从视觉上对其加以观察和把握，便成为回应此种时代性变化的必要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摄影作为一种现代性工具，实际上嵌入了中国国家现代化的结构性重组之中。另一方面，既然20 世纪是民族国家的影响力、合法性不断强化的时代，那么在朝向该目标进行政治实践的过程中，摄影也因为其可视性和民主性成为新兴概念与知识的功能性载体，在其传播的过程中为广大民众提供直观、形象的一手文本，成为他们借以认知与想象一种陌生的整体性或他者性的依凭。在此情境下，庄学本二十余年的边疆摄影、田野考察徐徐展开。

三、“个体”民族主义者的实践

20 世纪30 年代是庄学本感知边疆并跃上了历史舞台的时代。1930 年2 月，庄学本与谢愤生、娄君侠等8 人组成全国步行团，决意仿效20 世纪初欧美兴起的徒步考察之风，以上海为起点，花五年时间走遍全国。这一雄心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回响。喆君在《友声旅行月刊》上刊发的《欢送全国步行团》一文中，从考察边境国防危机，考证西北遗存以推进人类学研究，收集记录各地情况以光大中国民族主义三个方面，17阐发考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很能代表当时舆论界对于这一行为的认知、理解和期待。可惜步行团壮志未酬，仅在五月抵达北京之后就因蒋介石、阎锡山和冯玉祥等军阀的中原大战匆匆止步了。

这次早夭的旅程并没有熄灭庄学本的壮志，1934 年3 月28 日至12 月11 日，他独立考察了青海与四川边界的理番、汶川、阿坝、果洛，岷江流域的松潘、叠溪、茂县等地，细致观察了聚居于此的羌族、嘉绒族群。仿佛是对喆君寄望的迟到兑现，庄学本在旅途中以高昂的热情撰写了详尽的考察日记，拍摄了大量的考察照片。两年后，上海良友图书公司根据庄学本的考察成果出版了《羌戎考察记》，以图文方式呈现出庄学本对这块边疆区域的观察和理解。《羌戎考察记》为我们理解和分析庄学本的民族意识提供了重要文本，在弁言中，庄学本这样剖白自己的考察心路：

我觉得险地一定多奇事，多趣事，有研究的价值，有一探的必要。现在图上对于四川的西北部，甘肃的西南部，青海的南部，西康的北部，还是一块白地。民族学的研究者，关于这个地带所得到的报告也是奇缺，我为了这样大的使命更应该进去一探。

“开发西北”是“失掉东北”后指示青年动向的标的，并不是空喊的口号。廓落克（即果洛——笔者注）是西北的腹地，要开发整个西北，必先明了这个关系重大的腹地。

廓落克经记者环游后，证实内部并不如一般理想的危险、野蛮。但因为山川险阻，草原未辟，边政不修，隔离久远，故生活，文化都停留在原始时代。我们如以20 世纪的新眼光，去观察还在纪元前20 世纪未开化的旧同胞，以其“被发衣皮”，“羶食幕居”，自觉其野蛮可怕。然相处既久，就知其快乐有趣，古风盎然，反觉其精神高洁，可敬可亲。有自诋同胞为“野番”者，实属大谬。并且内部的田产富饶，雪山如玉，野花似锦，真不愧为西北一个美丽的乐园。18

从这些语言中，我们不难判断庄学本对边疆的立场和认知与整个时代发生着深切的共振。20 世纪30 年代，中国已有不少西方学者编撰的人类学、民族学著作译本流传，这些考察报告和摄影作品虽然成为知识分子们的重要指导，但也促使他们更切身地思考其中的偏见与片面性。不得不说，庄学本“一探险地”的决定，体现了用国人自己的相机更全面、更公正地展示中国边民实际生活的志气，而他强调川青边缘地区民族学知识的空缺，也将填补这一空缺视作自己的使命，则印证了前文论及的民族学已经成为当时主流学界所关注的问题，在社会语境中享有强势地位的观点。除此之外，庄学本将在廓落克生活的少数民族称为“同胞”，反映出他个人赞成且拥护当时民族主义下的民族认同的基本概念。因此，他不仅有纠正进化主义“新眼光”的勇气，更有为边疆族群一扫污名的热忱。而相较于宏观和长程的民族国家知识普及和民族主义氛围熏染，文中“失掉东北、开发西北”的口号则体现出了当时更为切肤的群体性政治焦虑，也从侧面反映了民国当局在危机之下意欲对边疆加强了解和控制的政治气候。

文章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网址: http://www.zgbjsdyjzz.cn/qikandaodu/2021/0518/47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