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边疆民族一个跨越三十年的视觉样本(9)

这样的观察和结论其实代表了庄学本在五六十年代对新中国边疆的根本认知。而他也把摄影的形式与全新的观念融合在一起，为中国边疆的再现重新编码。与前一个十年相同，庄学本对表现一个统摄性的民族身份不感兴趣，“中华民族”只是他呈现族群内部“差异”时的潜文本，但与前一个十年不同的是，在这一时期庄学本非常注重在影像中表达新的国家身份和集体想象，而它们又突出地以呈现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崭新关系为旨归。在这个意义上，庄学本的一系列作品，例如1952 年他在高利爱里村拍下的牧人们用喇嘛教最尊贵的礼仪来欢迎中央访问团，1954 年在呼和浩特摄制的朝鲜族少女向骑兵献花等照片，便不再仅仅是具有新闻意义的瞬间。它们具象化了民族之间的团结与友谊，细腻地表达出民族群众对中央政权的欢迎与拥护，还彰显着“解放”带来的民族平等意味，其中反映了新的国家生活和认同的创造过程。

除此之外，社会主义视觉文化所鼓励的视觉秩序，也成为庄学本新时期边疆摄影实践的指导性原则。这一秩序旨在用“社会主义”的眼光来观看现实，更倡导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和肯定社会主义精神。庄学本在这个观看秩序之中努力实现了客观与主观、“再现”与“表现”的系统结合，不仅表现出新制度下边疆生活的普遍关切和具体进步，也大举使用了富于启示性的艺术眼光，在展现现实的同时表达情感。

例如，反映农业生产的摄影作品在庄学本的新时期边疆摄影中占据了很大的篇幅，但他似乎不太表现该地区土地改革和农业集体化进程中的具体情形，而是把重点放在渲染农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带来的喜悦情绪之上。1952 年，庄学本在广西一个称为甲甲乡的地方拍摄了一位背着水稻的瑶族中年妇女（见《甲甲乡山子瑶水稻丰收》）。同年，他在内蒙古的访问中也记录下一位蒙古族的妇女有力地抱起刚收割下来的大捆莜麦的图景（见《蒙族妇女收割莜麦》）。这两张作品在人物、构图上有着具体差别，但它们又拥有同样的元素：简单直白的背景，明确的、笑逐颜开的主角，以及丰收的作物。作为一套成熟的模式，此种“观看目光”不仅传达了社会主义制度对解放边疆生产力，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生活质量的政治许诺，也形象地体现了新制度在实现其政治许诺上所具有的优越性。

《甲甲乡山子瑶水稻丰收》，1952 年。图片来源：李媚、王璜生、庄文骏（主编）：《庄学本全集》，第706页。

《蒙族妇女收割莜麦》，1952 年。图片来源：李媚、王璜生、庄文骏（主编）：《庄学本全集》，第692页。

《彝族婚姻今昔》之一，1950 年。图片来源：李媚、王璜生、庄文骏（主编）：《庄学本全集》，第720页。

另一个被刻意表现的领域是少数民族地区在社会状态上的进步，例如1950 年在彝族地区所拍摄的《彝族婚姻今昔》专题报道。1950 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用立法举措改革婚姻家庭制度，解放广大妇女，铲除旧社会的遗毒。庄学本用摄影报导的形式来表现婚姻法对边远地区的覆盖，既是对新政权行政权力的确认，也表现了法律对各族同胞一视同仁的保障，更显示了少数民族边疆区域在文明程度上的跃升。这组照片共有四张，其中“往昔”情形并不可见，社会主义新世界中的“自由恋爱，文明结婚”的信息却尤为明确：第一张照片显示了青年男女在劳动过程中的相互倾心；后两张主要表现婚礼喜宴时的场景，只见明亮整洁的现代公寓中，新人和朋友在画像毛主席的注视下，欢喜、节俭地庆祝结合，以往传统复杂的婚俗已被淘汰；最后则以一对彝族新人到民事部门领取结婚证的现场来表明现代婚姻制度在边疆的确立和普及（见《彝族婚姻今昔》之一）。有趣的是，这组照片同时服务于“少数民族特殊化”与“去特殊化”，生动显示了我们前文谈及的民族整合与民族平等之间的巨大张力。

如果考虑到新的社会主义价值对文化变革与集体价值的重视，那么我们就能理解为何庄学本要在这个时期的边疆摄影中着意表现边疆普通民众文化生活的丰富以及集体生活状态的变迁，而这两者又往往交织在一起。在吉林延边，庄学本拍摄了一系列作品，其中一张突出地表现了这样一个场景：在已经收割过的农地里，年龄与穿着各异的朝鲜族男女庄员或站或坐，正围绕着一台留声机投入地聆听音乐。另一张作品则用抓拍的形式，定格了延边橡胶厂和延边亚麻厂的女工们在休息日进行排球友谊赛的现场。照片里的人物充满着自然的律动，洋溢着活泼、健康的气氛。这些图像展现和塑造了一种关于休憩、劳作的理想生活模板。

文章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网址: http://www.zgbjsdyjzz.cn/qikandaodu/2021/0518/470.html